首页 -> 1999年第4期

语言之战

作者：易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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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如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国际惯例”与地方特色的悖论一样，魁北克或蒙特利尔的法语文化的保护与延续，也不可避免地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面对国际化挑战形成悖论。实行极端的法语文化保护政策，就意味着要伤害或排斥英语和其他语种文化在本地的存在和发展，而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又是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魁北克从文化独立到政治独立的运动起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繁荣，就是这个悖论最直接的显现。法语是魁北克的官方语言，但魁北克“官方”需要有强力的经济支撑才可能持续地“官方”下去。文化的独特身份和魅力当然是一个民族和地区不可或缺的东西，但长久地生活在经济低迷的文化空屋中，无论是文化至上主义者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会逐渐失去对独特文化的信心。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些曾经饿着肚子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恐怕最能够理解。
　　进一步看，当文化差异或语言差异与政治联姻后，当文化差异成为一种政治筹码后，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魁北克的语言问题，同魁北克的政治独立问题 一样，从来就浸染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沉积着从殖民时期就开始的种族和文化恩怨。在今天的魁北克政治生活中，到底是文化差异导致了政治争端，还是政治操作增强了文化冲突，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要去辨别政治操作与文化差异孰为因果，基本上等于要去弄清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原始问题。不过，在延绵不绝的魁北克独立运动历史中，有一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具有相当的一致性：魁北克的独立运动，总是将法语文化与加拿大其他地区文化的差异作为自己最大最有力的一张王牌，不断地在本地议会和联邦议会的牌局上打出，并因此而获得了许多立法上的胜利。可以说，文化差异与政治冲突的相互纠缠，构成了魁北克和加拿大政治地图上一道十分醒目的风景，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亨廷顿以文化差异界定政治疆域的理论的合理性。
　　在文化多元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形象和地位的确立，是其获得生存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许可以不同意亨廷顿关于将来的世界大战会因为文化差异和冲突而爆发的耸人听闻的理论，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从科索沃危机到非洲的种族矛盾，从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中东地区的对立，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格局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文化差异的影响，或者说以文化差异的方式来划界。有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在一本关于魁北克独立全民公决的研究著作中，对加拿大因为魁北克独立运动可能面对的政治未来作出了六种预测：第一，加拿大与魁北克彻底分裂；第二，重建联邦；第三，加拿大其他地区对魁北克的各种政治要求言听计从；第四，加拿大的彻底崩溃并导致暴力；第五，以欧盟为主线的加拿大联邦再造；第六，加拿大的全面分裂。这位学者的政治预言也许有点出语惊人的意思，尤其他所提出的第四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也会让人怀疑他从南斯拉夫的目前局势得到了太多的启发。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种思维的路线和方式，的确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运作和政治思考所共有的一个特征：文化冲突与政治较量之间的纠合不可避免。魁北克的文化独立和语言独立，成了其政治独立最有效的借口和工具，也是在二十多年前，著名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按他的说法，媒体的进步，将把世界各地的人吸纳进一个巨大的网络，使他们“重新部落化”，成为一个共享的媒体文化中的“村民”。然而就在加拿大，他的这种通过大众媒体实现“世界大同”的乐观主义理论却受到了魁北克文化和政治独立的强力挑战。魁北克的语言之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一直坚持的一种猜想：在不同文化交流越多越频繁的时侯，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与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会同时加大，媒体的发达并不仅仅会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也会导致文化间更激烈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体全球化的过程中，“地球村”里的村民们在发现彼此更多的相似之处时，也会发现更多的相异之处。更多的交流，更近距离的接触，会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特征更加自觉，从而使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充满更大的张力。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88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法案”，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多元文化与公民部”来实行这一法案。如何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让不同文化健康共存，以保证不同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是这个法案的最终目标。加拿大人的这种努力，正受到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检验和挑战，正受到魁北克法语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检验和挑战。在魁北克的法语文化生存与发展和政治独立运动的背景下，加拿大人正在学习如何将这种“多元文化”友好共存的理想付诸实践，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不同族裔的居民们也在学习。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不断的今天，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易丹，学者，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1979—1989中国现代美术史》、《断裂的世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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