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语言之战

作者：易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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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芳妮尔是一名十三岁的姑娘，1994年从特里尼达随母亲和兄弟移民到蒙特利尔市。
　　在我到达蒙特利尔市做研究访问的第三天，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姑娘突然成了这里英文媒体的红人。蒙特利尔最大的英文报纸《时报》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用了大幅版面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关于阿芳妮尔的消息接连不断，又是有律师要帮她打官司，又是政治家发表谈话，阿芳妮尔的遭遇被分析，被讨论，被运用，被举例。所有的这些媒体聒噪，都要说明一个中心问题：阿芳妮尔在随家人移民到蒙特利尔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过，所谓不公正待遇并不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会想象到的种族歧视或者其他常见的移民苦恼，阿芳妮尔既没有受到警察的迫害，也没有被新纳粹分子骚扰，更没有因为她的肤色或者种族背景遭到别人的嘲笑和刁难。
　　阿芳妮尔的“不幸”来自语言。
　　阿芳妮尔的家庭属于英语家庭，她在来蒙特利尔之前，一直是使用英语。在特里尼达，她已经读到了小学六年级，并且一直成绩良好。但等她到达蒙特利尔后，她却成了班上的落后学生。她被指定在一个特殊的班上学习。在这个班上，本来应该读七年级的阿芳妮尔现在只在学习相当于四年级的课程。即便这样，她仍然觉得压力巨大，根据《时报》的说法，她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家里不时以泪洗面，在学校里觉得无法抬头见人。导致她学习障碍的原因很简单：阿芳妮尔的母语是英语，而她上的学校却是法语学校。在法语学校里，阿芳妮尔与她的同学相比，仿佛是处在十分不利的竞争位置上，用这个孩子的话说，“我的法语有很多问题，我的法语写作也有麻烦。记住和拼写法语词汇相当困难，我感觉糟透了。有时我哭，因为我无法弄懂，也没有人帮助我。”
　　按照通常的逻辑，我们会马上想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让阿芳妮尔转学。转到一个英语学校，她的麻烦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蒙特利尔或者魁北克却变得十分复杂。因为在蒙特利尔市或者魁北克省，像阿芳妮尔这样的学生要转学到英语学校，得经过一个极为复杂的程序。她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向校方和政府教育部门证明自己无法在法语学校读书，她的转学申请才可能被受理。而被受理也并不意味着她就一定能够成功地转学。从法律上讲，阿芳妮尔必须在一所法语学校读书，因为她来自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家庭，或者说，因为她来自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移民家庭。
　　在蒙特利尔或者魁北克，阿芳妮尔在法语学校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据《时报》的说法，像阿芳妮尔这样的语言遭遇，在许多非法语家庭的孩子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在采访一间公立中学的时侯，曾经询问过在高年级和低年级班上学习法语的孩子，他们都来自非法语背景的移民家庭。尽管他们的老师强调，学习法语是他们在魁北克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些中学生们仍然对自己必须学习法语充满了厌倦之情。据他们的法语老师说，孩子们的情绪，又大多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孩子学习法语似乎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学习法语完全是被迫的。也正因为此，阿芳妮尔的语言遭遇才成了此间英文媒体关注的对象和题材。
　　在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下，在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多年势不两立的对抗中，作为文化定义工具的语言，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既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是一个敏感的日常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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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采访和询问过的对象中，不管是讲英语的魁北克人，还是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接近，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魁北克的语言法案通过二十年后，法语和英语仍然会不时地在这个独特的加拿大省份摩擦出火花。
　　在二十多年前，魁北克的法语文化捍卫者和独立运动鼓动者们，为了保证魁北克的法语文化不被英语文化吞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政治斗争。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魁北克党入主省议会后，通过了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现在也时常遭受攻击的“魁北克语言议案”，也就是所谓“一零一法案”。这项法案以“法语是表达和界定该地大多数居民的身份的工具”为宗旨，以保卫魁北克公民的人权的名义，对魁北克的官方用语和公共用语，魁北克的教育体系等做出了诸多规定，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强行要求像阿芳妮尔这样的来自非法语家庭的儿童学习法语的条款。
　　这项法案通过之后，法语在魁北克的主宰地位得以确立，法语的优先权成了魁北克省不可逾越和更改的法律。在这个法案的荫庇下，魁北克法语族裔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发展。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英语文化和其他文化而言，以法语为中心的魁北克文化的独特性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加拿大区别于它南边的文化大国美国的文化独特性得到了加强。对任何一个跨过美加边境的人而言，进入魁北克就等于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或她会把加拿大的其他城市同美国城市惊人的相似之处立刻忘掉，而从感性和理性的层面去由衷地赞扬魁北克的法语文化为加拿大文化形象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这枚灿烂的文化金币也有它的另外一面。“一零一法案”生效之后的魁北克法语文化建设过程也带来了让人不安的种族和文化冲突。抛开激烈的魁北克政治独立运动不论，法语在魁北克法定的统治地位就让许多以英语或其他语言为母语的魁北克人感到憋气。在整个加拿大，法语和英语都是法定的官方语言，但是在魁北克，却只有法语一种官方语言。由于魁北克地区英语法律地位的下降，使得这里讲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居民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尤其是讲英语的魁北克人，“一零一法案”的通过和执行过程使他们倍感愤怒，因为在英语成为二等语言的同时，他们也觉得自己成为了二等公民。
　　“一零一法案”规定，在魁北克境内的所有公共性的标识系统，包括商业招牌，都必须用法语。因此，法案执行后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蒙特利尔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原来存在的英语广告招牌被一扫而光。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招牌可以存在，但只有在室内使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即便这样，都还应该保证法语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其他语种的字母或字符都不能大过法语。蒙特利尔人都熟悉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名词：“语言警察”。“语言警察”是魁北克政府的一个专门的执法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发现和纠正那些使英语字母大过了法语字母的标识违法行为。这样一来，从蒙特利尔的城市表面形象看，这个地方是一个纯粹的法语城市，英语文化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根据魁北克政府在1991年的一项统计，在整个蒙特利尔的人口中，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三，约四十五万人。尽管这个人口与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相比(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约六十八万人)是少数，但这些讲英语的人们认为，他们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全面参与了魁北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将他们的文化存在从这个城市的表面抹去，是对他们人权的干涉和侵犯。
　　再一项引起其他语种和族裔人士不满的规定就是强制性的法语教育。“一零一法案”要求那些来自非法语家庭背景的孩子必须在法语学校进行法语训练，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有“严重的学习能力问题”，无法在法语学校继续读书，他们才可以申请转到英语学校学习。这实际上是把法语作为了所有魁北克居民的必学语种，学习英语成了第二选择。阿芳妮尔的“语言不幸”正是来自法案中的这一规定。这种强制性的法语教育，从法语族裔人士的角度看，是维护和发展法语文化的基本保证，但在许多英语家庭的人看来，却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专断行为，是对英语族裔的人权的歧视。
　　这项规定不仅引起像阿芳妮尔这样的家庭的麻烦，也导致了一些法语族裔的抱怨。从“一零一法案”通过后到现在，大多数英语族裔家庭的后代因为“被迫”学法语，结果都成了具有竞争力的“双语”使用者；许多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上的法语族裔的家庭，因为可以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的英语学校读书，或者送到英语教学质量高的法语学校读书，他们仍然可以将自己的后代训练成“双语”使用者。毕竟，在魁北克，在蒙特利尔，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英语国家为邻的加拿大，能使用英语就有更强的生存竞争力。但对于那些低收入的法语族裔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就只好在公立的法语学校读书，而没有机会成为“双语”劳动力了。我曾经问过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法语族裔母亲，她明确地表示，她讨厌这种强制性的法语教育，因为与多伦多、卡尔加里甚至温哥华等以英语为主的城市和地区相比，魁北克或蒙特利尔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即便在蒙特利尔，懂英语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像样的英语教育。
　　我访问过的一位麦基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批评魁北克的这项语言教育政策时，不仅认为这种强制性的法语教育与当今的经济国际化大趋势背道而驰，而且更是魁北克独立运动操作者的一项长期政治战略：他们就是要通过强制性的法语教育降低魁北克讲法语居民的流动性，使他们因为无法运用英语而不能离开魁北克，从而永远成为魁北克法语文化的忠实构成因子。
　　这位教授的说法是不是可信尚待验证，但这种观点至少说明，在教育问题上，法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已经彻底政治化，在魁北克，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已经不是一种饭后茶余的谈资，一种学术文章里高深的研究术语。文化差异或语言差异，成了不同种族和文化的社会群落进行权力争夺战的有力武器。因此，每当魁北克的独立问题被提上这里的政治讲坛时，我们总会听到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在独立呼声和反独立呼声中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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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太多，以至于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说法面前有点莫衷一是。不过，在面对魁北克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之间的语言摩擦时，我却发现加拿大著名的批评家弗莱的观点值得我们借用。
　　弗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文化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第一，是一个社会中的居民所共有的生活方式，是吃穿住行的日常仪式中所具有的特征；第二，是由语言来记忆和实现的一个特定种族的历史和传统；第三，是这个种族所创造的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等等。透过弗莱式的文化框架，我们可以看到，魁北克的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并没有多大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仪式”的不同：开车，上班，吃饭，锻炼，睡觉，这些日常生活的行为在法语文化和英语文化之间有差异，却不可能有很大差异。但在弗莱所界定的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却变得清晰强烈起来。因为在这两个层面上，语言开始卷入，开始扮演关键性角色。在这两个层面上，语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流工具，一个互换信息的透明媒体，而是一个蕴涵复杂意义的符号体系，是不同文化的社群存在赖以实现自我特征的结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了语言，所谓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所必需的表达途径，也是这个文化的构成内容和基础。
　　也正因为此，魁北克的法语族裔对自己的语言所实行的偏激的保护性措施，不仅可以被我们理解，甚至值得我们赞扬。因为保护法语，是保护魁北克独特的法语文化的必要手段。只有守住了语言这块阵地，才可能保证文化的城池不被攻破。在魁北克，这并不是一种学者和政治家的夸夸其谈：在魁北克周围的英语文化和美国的英语文化包围之中，法语和以法语为支撑的文化随时都在遭受挑战和蚕食，随时都有被英语文化淹没或同化的危险。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就是一个以通用法则消灭独特性的过程，一个以“国际惯例”消灭地区和文化差异的过程。以加拿大来看，以英语为基质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文化在把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同化得与芝加哥或西雅图相差无几的时侯，自然也不会放过蒙特利尔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如何在保住自己语言的同时保住自己的文化，对魁北克的法语居民而言，的确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魁北克法语族裔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可谓艰苦卓绝，并且富于成效。 在我自己到过的北美城市当中，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蒙特利尔。除了这个地方的优美的自然环境和顺畅的交通等等“硬件”优越性外，蒙特利尔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文化：它与无数北美城市不同，有着独特的形象和气质。当加拿大的其他城市居民都在为自己无法与美国城市相区别而遗憾时，当加拿大的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们都在为加拿大区别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身份而探讨和努力时，蒙特利尔却轻松地让访问它的人们在到达它的那一刻起，就认出了它的独特性。我接触到的讲法语的蒙特利尔人，都无一例外地为这样的独特性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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