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百年荣公馆
作者：薛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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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百年来,它就站在那儿,默视着上海滩的沧桑变历,已经心力交瘁,仿佛垂死老人仅剩最后的气息。它那堆积了一百年坚硬如矿藏的观感要随着那最后的气息化成一声叹息。
陕西北路(旧称西摩路)186号荣公馆曾经是上海滩最显赫的邸宅。当年华人社会和外侨社会的头面人物都是它的座上客。具有巴罗克风格的建筑,以一个庞大的企业系统为基石,但这都不构成显赫的理由。它的显赫在于神秘感和传奇性。那个头顶光光、生有一副剑眉、面孔厚温、嘴角泄露出一丝轻蔑微笑的公馆主人,吸引过全上海的目光,使每个生命产生激烈冲撞:这个小学徒出身的来自无锡荣巷的乡巴佬凭什么成为国中登高一呼的实业巨子?
这是本世纪的谜语,很多年以来,人们总想破译他的命运之谜。
荣公馆主人荣宗敬以及与他筚路蓝缕共同创业的弟弟荣德生没来得及告诉世人,在连他们的坟墓都遭到挞伐的年代没人敢提起他们,在他们分别逝世五十年和三十六年之后,我作为同邑后生感到一种责任,不把如此有启悟价值的生命揭示出来,是民族的损失,辜负了造化让他们降临人世的本意。为了活着的人让他们在今天复活,是我良心和人性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从各个方位全力搜寻有关荣氏兄弟的资料,奔波走访熟悉他们的尚活着的人,这太累,但我有足够的毅力。毕竟生活在同一个世纪,不必像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对着一块碎片以一推十,我可以在素材库里以十选一。荣氏兄弟终于掸去时间的灰尘向我走来,他们复活了。我们对话、喝茶、散步,或者默默地相对而坐,交流内心最隐蔽的东西,成为忘年交,成为挚友,仿佛是天生的朋友。在我逐一叩访他们生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的时候,我都感到他们在身旁,是他们特地请我去做客。
这就是我十年前写作《挑战大上海》的来历。
二
在这个暖冬,我穿着与海口人同样多的衣服走向上海街头。地球纬度的失效与地球上许多事情超常态运行倒是很和谐,给人以新鲜亲昵的感觉,仿佛老天爷知道人类活累了,给你一个轻松。十年前,我两次叩访荣公馆,那时是上海八家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虽稍有改变,但整体完好。现在荣公馆完全衰败了,天花掉落、地板坼裂、门窗破残,只有外墙的凹槽和雕饰在透露一些旧日风韵。看样子,它先是变成饭店,后来被废置,成为城市的弃物。在它近侧,在荣公馆花园的尽头,棠柏宾馆(民主党派大厦)崛地而起。保安和管理人员告诉我,三年前民主党派就搬至大楼办公,荣公馆交还市置安办,现以两千万美元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很快就要回来重新装修营造。这意味着荣公馆不复存在,永远消失,难道旧时代的遗存都该像有轨电车和城墙一样抹掉吗?我很惘然也很伤感,一时说不清为什么一幢住宅的败落会引起内心的震撼,需要认真想一想。
上海曾经是我非常熟悉、应该感谢的城市,但现在令我惊叹地陌生。这个国中之国、这个原是外国人强行搭建在中国的舞台,曾令中国人瞥见了欧洲文明时代,于是,近代中国人开始思考民族和个人的命运。而现在的上海,舞台更为壮阔,布景更为瑰丽,高等级的楼宇不仅挤压着空间,也挤压着时间,直逼一下世纪。这是当代中国人搭起的让外国人观看的舞台。大上海成为真正的大上海。我的感官在被挤压中感到它重新称雄亚洲的野心。与世纪初的崛起相比,上海在世纪末爆发了第二轮崛起。在上海滩一回头,我们能看到的对这个城市做出贡献的人物中,就会发现荣宗敬。大上海谓之大,有他的一份开拓之功,他不仅为这个城市创造过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在于在有形财富创造过程中创造的无形财富,那便是身为创业者必具的国民精神以及身为经营大师的经营方略。他在这个外国人搭建的舞台上演出一出威武雄壮的大戏。不错,中国人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商战中挺立起来,令外国人折服。荣氏在上海滩演出的大戏确已谢幕,但其经典的意义,对于经济再次要与国际接轨的转型期中的中国,是否仍有启示意义呢?大幕既已拉开,锣鼓既已敲响,我们在下一世纪演出的戏将会演得怎么样呢?
三
我干脆从瑞金宾馆搬至棠柏宾馆住下。我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到上海,却偏偏赶上与荣公馆的最后一别。中国没几个大男人,荣宗敬是我折服者之一,由人及屋,他的公馆在我心目中并非钢骨水泥构筑,而是精神造像,人格外化,一段历史的象征,一个命运的总结。但这已是多年前的心理,经历人世沉浮,总以为世上对我而言没什么丢不开的,却又搬到荣公馆旁边来住,我只有对自己无奈地一笑。
我倒溯十年前的路进入荣公馆。穿过花园东侧的小径,有两扇黑漆的铁门,从门里穿过弄堂能绕到南京路。这是公馆的侧门。1938年,这道铁门带着吱吱呀呀的铁锈声偶尔启开,化过妆的荣宗敬偷偷溜出去,躲过公馆四周的日本密探,登上黄浦江边的邮轮,亡命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上海沦陷后,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工商部参议、上海面粉公会会长、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主席委员的荣宗敬,无惧日本军方的威胁利诱,不甘为日伪维持局面,宁愿丢下荣公馆,丢下遍布于苏州河黄浦江两岸的工厂,丢下亿万家产,仅为着不丢民族大义;而此时,他寓居无锡的弟弟荣德生也正为逃避日军的控制,在江南的山野间逃亡。荣宗敬到香港便病倒了,他竭尽生命潜能为之奋斗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忧郁绝望地长逝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
我站在面对大花园的正门台阶上犹豫。四扇破裂的大门已被钉死。唯左边有扇歪歪斜斜的边门开着一道缝,楼中旷无一人,旷无一物,静得连老鼠的动静也没有。对我而言,进这道门需要有一点勇气,需要有对历史无情这类命题的精神抗衡,还需要有对伤残美学的感官抵御。踏着翘裂的地板,穿过早年的几间大客厅,便到T形楼台下,那排护壁板上的挂衣钩还在,那面挂衣钩正中的镜子还在。镜子挂得仍然那样低,中等个儿的人只照得见下巴,正适合矮个子的主人。熟悉荣氏兄弟的人都说,哥哥比弟弟矮半个头,十年前我在这面镜子前得到印证,对镜子反复琢磨过一番,计算出荣宗敬的高度约摸在一米六上下。
当年,弟弟得知兄长买下这幢楼时,曾嫌过于奢大,过于惹眼。对于荣宗敬当时的身份而言,选择什么住宅不是自己所能决定;他这辈子不断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生存施加压力,他需要一种人生的定位,需要大,需要雄阔坚厚,那怕笨拙得像座城堡。他从一个英国人手中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尽管他还未到达工商界领袖的地位,但这正是他追求的。他自信能做到。从了解到兄弟歧见的细节开始,我便将这幢楼人格化。当我踏进无锡荣巷西浜182号那间一竹竿阔的陋屋时,我就相信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荣宗敬有过日后要有一幢大房子的狂妄梦想。荣巷西浜182号与陕西北路186号精神贯通,这是不甘平庸,不甘卑贱,不畏困苦,要使生命体现价值的精神;也是日本政府曾将荣宗敬事迹收进小学教科书用以培植国民精神的理由。人格精神的光芒,依然在这阴暗垂死的荣公馆闪动。我不清楚,在上海滩星群般的洋楼中,有几颗星闪烁着此种光芒?
在同一条陕西北路上,向北不远有美龄别墅,朝南不远有马勒住宅,前者因政治原因后者因建筑学的原因均保存完好,大概荣公馆因为是商人住宅入了另册。中国文化素有重仕轻商的传统,进入本世纪下半个世纪,更谈商色变,再到世纪末,我们开始掂出商字的份量,荣公馆却用来换钱了。
荣宗敬每天起得很早,因为他常赶在上班前到肇丰公园转一转。他不喜欢在自家园子里散步,他喜欢大空间、大城市、大事业。他以惯常的匆促的步伐走下九级黑色云纹大理石阶梯,阶梯的上端连接着他所起居的邸宅的核心部分,另一端通向二楼的餐厅。这是一间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镏满金边的白色餐厅。拥有旧中国一半财富以上的商界巨头时常在此围坐一桌。荣宗敬在英式高背靠椅上坐下,他的头和身体就全部被椅背挡住了。女佣端上他的早餐,上海滩最不对称的场面出现了,华贵的餐厅和乡下农民普通的早餐融合在同一镜头中,荣宗敬面前是一碗白汤面疙瘩和一小碟白糖。他品尝得津津有味,面疙瘩是他的福新系统生产的面粉做的。他进行着最后一道也是最权威的检定。我一直认为上海滩把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家子弟完全炼成另一种人,一个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一个意志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我总算从这个细节上,嗅到他身上一点农民的气味。
荣宗敬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兴奋的一天,焦虑的一天,搏杀和充满血腥气的一天。每天出门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将义无反顾地走完每一天。他下到一楼,照例要站在衣帽架中间照一照镜子,就在仆人为他披上外衣的一刻,他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决心。本世纪开元,国运衰微,民不聊生,忧国之士在黑暗中苦苦寻求救国之路。谭嗣同、邹容被砍了头,孙文亡命海外鼓吹革命,陈独秀埋首书斋苦苦求索,义和团施展法术砍杀洋鬼子;就在西太后匆匆逃往陕西的路上,荣氏兄弟在上海滩僻静的一隅立志投身实业,挽回利权,栽下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直至在五四运动中慨然一呼,喊出“实业救国”的口号,为民族的自主强盛而奋斗。不错,荣氏有过无数次想要出人头地发财致富的狂想,但当他的个人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时候,当他把一切欲望都投射到国家民族身上时,他活着就不再属于自己。这个“实业救国”的倡导者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而耗去了强悍的生命,他为此不买杜月笙的帐,与孔祥熙顶牛,敢与北阀时代的蒋介石较劲,甚至为了早日开工与五卅工潮的领导者刘少奇发生过一点儿不愉快。人类生活在幽暗的时间的深度上,要靠少数先驱者生命的闪光将它烛亮。他们是智者,也注定是人类痛苦的忍受者。不管他们选择什么道路,是否改变时代的面貌,只要历史的车轮感受到他们的力量,历史应该镌刻上他们的名字。我曾在家乡的湖山之间寻访过荣宗敬、荣德生的坟墓,肃立着,祭奠的心情与立在谭嗣同、秋瑾、蔡元培、鲁迅、孙中山以及红领巾时代每年清明必去的烈士墓前是一样的。我忘记他们是巨富,献出后人对先驱者应有的虔敬。在荣宗敬墓前勒有“民族经济先驱、创业精神楷模”的石刻对联,奇怪的是未有署名;不知道哪位名士用十二个字给他盖棺定论,但我知道甚至五百年、一千年后,将不会有一字改动。时代有时无知而缺乏自信,但历史不会有偏见。
四
我踏进荣公馆的核心部分。小客厅与三个互相勾通的内室构成完整的带回廊的单元,都是用雕刻图纹的护壁板和嵌着精美雕饰的窗户装饰起来的。雕木装饰坚固得没有走样,或许与世纪初也是一样。光阴没在木头上留下痕迹,却啃掉了比它价值更高的东西。这里的摆设也均已撤走,贵重华丽的灯具也已拆光,与小客厅直接相连的书房天花板上点缀着的一簇簇金叶子也不见了踪影。在这间书房里,他少有兴趣去打量梯形壁柜里的古董。但有两样物件常不离身。一是算盘,算盘是他手的延长,肢体的一部分,每天不摸算盘珠便若有所失;二是毛笔,算盘珠不弹动的时候,毛笔就划动。《请维护萌芽时代之实业》、《提倡国货宣言》、《推广美国科学管理法》、《兵工刍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宗敬接连发表言论,著书立说。他成为中国实业界的代言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章节由这张书桌提供素材。1932年夏天,这张书桌上拉七杂八堆满各种案卷资料,荣宗敬猛烈地抽着雪茄,时而来回走动,时而伏案挥毫,除了满屋烟雾,他不允许任何人打扰。荣宗敬趴在书桌上一连多天,他应宋子文约请,以工商界领袖身份,为国民政府起草振兴计划。他终于把一幅高六寸宽约三寸的空白折子摆到面前,反复舔墨,在封面当中长方形圈框内竖写下“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他打量这几个字,笔体坚硬如戟,如同他的眉宇。他感到满意,这才展开长长的折子书写内文。……没过多少日子,折子封面右边空处便写下另一种龙飞凤舞的字体,右边空档写完后又转到左边:“此件如能实行甚好,交实业部切实筹办,商有端绪后即照执行。”署名:“中正”(八十年代,曾任荣氏兄弟秘书的朱复康老先生向我出示过这幅折子,愿朱老先生健康长寿)。荣宗敬完全没有料到在书房伏案写了几天的文章会让中国实业界激动好几年,更没有料到五年前因抗拒认购蒋介石用于募集反共经费的二五库券遭通缉,而现在蒋先生这么轻描淡写把往日恩怨一笔勾销。三十年代初,是一个叫人容易激动、善于想象的年代,经济界与文学界同样充满冲动,这时刻,荣氏兄弟将维护国家经济和本国实业视为神圣责任,喊出“要使中国比美国更富强”的声音,而不愿去想象命运的另一种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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