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电视的空间与伦理

作者：阿　正　杨东平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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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正：时间创办了好多有品味、有个性的电视栏目，并首先把知识分子引入电视，让知识分子与电视联姻，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提供了某种“接口”。那么您在创办的初期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时间：电视人如果要把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表达给观众的话，会存在一些知识、修养和阅历方面的不足。如果你始终在作一种纯艺术的创作，可能只要把个人的一些看法拿出来就可以了，即使不成熟，但只要是个性化的就行。而如果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在内容的深刻性上站住脚，增加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文化品味，就需要借助学者的智慧。我觉得电视工作者从总体上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把社会的精英、社会智囊调动起来一起来做电视的话，电视节目的质量就会好得多。
　　我有一个看法，作为学者，著书立说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观念，你的书自然要面对读者，面对受众，而电视也是面对受众的，而且它的受众群体比书的读者群要大得多，那么学者为什么不能利用这样一种大众媒介来帮你传播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多数知识分子也要涉世，这与我们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过去，我们长期在“左”的氛围里成长，个性化的思考很少，表达得更少。从以往看，我们在电视运作中对一个节目的形式感，对它在国内是否填补空白、是否与西方的电视形态接近等方面，大体是可以把握得住的。但在内容上怎样使它有生命力，怎样能够贴近观众，怎样能够影响决策者或者是影响老百姓，在这些方面，就必须有一批人在幕后提供智力支持。现在我们所有新栏目出台前，都会有一批台外社会智囊参与。我从1989年以后开始搞纪实的纪录片创作，结交了许多知识界的朋友。有的还可以直接请来做电视，包括我们《东方之子》、《东方时空》的主持人。他们原先不是电视记者，是别的媒介的记者，或学者，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情感直接表达出来了。还有像《实话实说》，东平、郑也夫等等的介入，增加了节目的厚度。《新闻调查》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所有思想性的节目，或带有思想性的节目，绝对离不开学者们的智力支持。
　　阿正：东平，有些学者在排斥电视，那么你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你的介入是怎么考虑的?对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排斥你作何评论?
　　杨东平：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是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八十年代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就是通过从政，直接参与改造社会，或给决策层献计献策。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文化参与，不再是向领导人进言，而是面向公众发言，这个转变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更符合知识分子本身的功能和价值。第二个方面，知识分子群众本身也在分化，经过十多年的变动，现在基本上各安其位，与国外的发展是大体接近的，即主要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学者，他们主要是在书斋里活动，致力于学术积累与创造，包括陈寅恪、钱钟书等等都是这一类人；另一类是从事知识传播，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思想、新见解，影响公众，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像罗素等等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与传媒紧密联系，充分运用大众媒介的功能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与理念。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合理的。我是愿意面向公众发言的，但另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书斋，我认为也是对的。
　　阿正：这种分野及多元化选择的趋势，迫使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重新考虑自我的定位。
　　杨东平：对。像我参与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自己的性格倾向、兴趣倾向有关，比较关心社会问题，愿意面向公众发言。我深感我们社会生活中发言权的匮乏，深知这种发言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充分地加以使用。我从来不拒绝大众媒体。
　　电视时代的一体化与个性化
　　
　　阿正：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相近的艺术——电视和电影初期的功能相当接近，比如说都是一种图像的艺术——电视凭什么后来居上?现在在老百姓眼里，电视的重要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电影，比如说：作为电影的某些功能电视都具备，因为有“家庭影院”，将来还会有更先进的设备，使公众在自己的小空间里获得与在大影剧院相同的欣赏效果。换言之，在大众生活的层面上电视已经战胜了电影。那么它凭借什么取得这个胜利?
　　时间：可能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它的传播手段问题。电影对观众有一些限定，你必须到电影院去才能完成这种观赏，而看电视则是任你选择的，随时随地的，自由便利的，这是根本问题。但是这两种艺术给人们最终的感受，还是有区别的。电影画面的震撼力是电视无法比拟的。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他强调那种个人感觉，而电视强调的是大众的接受，所以作为艺术的本质而言，电影是站得住脚的。电影更接近于艺术，电视更接近于大众舆论。
　　阿正：我来北京之前听了两位电视评论家的一场对话，大家认为电影院是一座造梦工厂，到电影院去可以做一场远离都市喧嚣的、远离世俗生活的梦，进入一个梦境，而电视更多的是琐碎的、一家人边嗑瓜子边看电视的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这样的表述未必十分准确，但它显然划分了电影与电视的功能区别，显示了它们之间不可互相替代的一面。那么，电视的主体功能是否应该界定在大众生活范畴?
　　杨东平：看电影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电视则更生活化、更实用。电影院在电视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仍旧有它的市场。中国人进电影院的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好电影，另一方面还因为票价过高。它肯定有走出困境的那一天。在电视诞生以前那种电影独霸天下的局面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像中国电影目前这样不景气的状况也是不正常的。
　　阿正：电视和报刊一样是一种载体，但它的运行模式与其他载体都不同，是不是可以说电视特别有商业味?常常有一些人渴望没有电视的日子，把坐在书斋里读书看成是真正的文化活动。你对此作何感想?是因为电视还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呢，还是说这两个载体本身就存在功能性的差异?
　　时间：对，本身就有功能性差导。电视对受众的文化程度的要求比书报刊对读者的要求要少得多。看电视一般不必费脑筋，因为电视几乎不给观众提什么思考难题。此外，电视是一次性消费，打开就能看，一般的节目都不用再交费，这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杨东平：所以国外一些学者批评说：电视把人变成了“沙发上的土豆”，不必动脑筋了!的确，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电视看多了，书报就看得少了，这两者之间是冲突的。我现在的选择是看报多于看书，看书多于看电视。电视除了每天的《焦点访谈》，就是看每周一期的《实话实说》了。为什么电视看得比较少呢，主要还是因为好看的电视节目比较少，所以从我个人来讲，还算是比较庆幸的——幸亏没有好电视，哈哈哈!
　　阿正：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促进电视朝更好的方面发展。最后你坐到电视机面前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多。
　　杨东平：国外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问题，就是教育儿童正确地认识各种公共的出版物及传媒，避免被各种大众文化所牵引，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等等。在现代传媒包围下，人很容易陷于被动，这就需要有比较高的认识能力、自觉能力，认清这个时代的特点，然后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
　　阿正：电视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总是发现电视的空白点，然后去填补，去推进，去超越，这样电视最终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由于电视节目的定位大多是对准中等甚至中下文化阶层的文化需求上，受电视影响的人群那么大，会不会有一天公众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对思想性的追求趋低?
　　杨东平：现在社会的指导价值已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导向，而是越来越变为大众文化导向，是媒体中灌输的倾向，媒体中的英雄成为青少年的偶像，甚至包括主持人。这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大众媒体本身来说，自觉提高文化品位的意识是特别重要的。在西方，电视的问题是性和暴力泛滥。
　　时间：这个问题如果出现，是在电视高度发达之后，比如东平刚才提到的西方。而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电视的发展现在是远远不足。我们这一代电视人是希望通过电视去影响、提高民众的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只想到收视率，只为取悦观众。恰恰相反，由于我们头脑中意识形态这根弦绷得太紧，很多应该做的还没有去做，或没有做到位。
　　杨东平：电视艺术替代了其他媒体以后，会不会造成人们的文化品位的下降、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担忧是正常的，恐怕对电脑、网络技术的担忧还要更严重。我想这是各种媒体的共同问题。在电视、网络发达之后，只要还有阅读，从整体来说不一定会走到最坏的那个境地，因为那时的人们会作出选择，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去思考。
　　阿正：假如说有一天中国的一些文化机构乃至商业机构都能办电视了，那种竞争的局面对电视本身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收视率肯定要成为重要的生命线，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机构为了收视率而降低文化品位，去迎合观众?
　　杨东平：商业化的过度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种伤害，关键是要奠定一种新的秩序来加以约束，制约无限膨胀的商业倾向。商业力量如不加以控制，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比如广告，如果不加控制，它可以做到泰山、黄山，甚至天安门。所以，肯定要有制约。
　　阿正：电视跟观众之间可以说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节目的精彩控制了观众，而观众手握遥控器的时候，是自认为对电视有生杀之权的。但换一个角度看，观众被电视主宰的成分更多，因为他一直在围绕着电视做各种各样的选择，而选择是电视提供的，人们在电视提供的范围内选择。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局面，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在看同一个节目，那么这与世纪末追求个性化发展、注重个人空间拓展的趋势是否形成矛盾?
　　时间：这不能单单从形式来看，还要从内容来看，我们做电视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方面我们希望节目被人认可，锁住频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给人提供一种积极的人生经验。我想好东西它就是积极的，电视并不是要把观众非常好的某种“修炼”时间给挤占掉，可能这时候他不看电视反而会去做更无聊的事情。
　　杨东平：从抽象上讲，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一体化，甚至叫全球化。这种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媒的传播功能太强大了。北京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除了北京机会特别多、活力特别大以外，我觉得建国后北京成为文化中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传播的中心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上海于是失去了三十年代的优势和地位。如果社会还是靠口口相传，靠一台台的戏来演出的话，那么上海和北京可能大致还处在相同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化的要求被提出来了。个性化的要求在一体化文化的背景下才会显得更为强烈。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个人的修炼，就是在信息化时代你自己能否把握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说能否选择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实它还是跟文化程度相关，在美国也是如此。大量的知识分子看电视的时间也是比较少的，按收视率来统计，看得最多的还是下了班没什么事的人，知识分子肯定还是要保持他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所以美国很多人家中看的还是普通的小电视，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获取信息的工具，与电视在中国取得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状况不太一样。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越来越多样化。
　　
　　网络会成为电视的对手吗?
　　
　　阿正：现在产生了一种更快的媒体，这就是网络。网络虽然在中国还不是那么普及，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但许多人都知道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无穷无尽的空间。如果设备不成为问题的话，那么在网络上所获得的信息量和信息的快捷程度则要大于电视。这对电视意味着什么?
　　时间：我认为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这与当年电视对电影造成的冲击相似，最终应该是各有各的生存空间。
　　阿正：从发展的趋势来说，也许有一天网络的接口或视窗就像街上的公用电话亭那么多，你可以调阅任何网络资料，那时网络传播的方便性、快捷性将全面超过电视……
　　时间：网络现在还处于极其无序的状态，有许多假冒伪劣的东西，有许多垃圾，人们对它的信任远远不如由一批负责任的人主持的媒介。我估计网络无法取代电视。
　　阿正：刚才时间提到，电视的长处是有一个负责的机构对信息来源进行把关然后发布，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网络文化的特征就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上网，这样他发布的信息当然有可能是虚假的。有专家提出来，将来要在网络上设置警察，对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别。但同时也有人提出来，电视同样容易制造假象。对此你们怎么看?
　　时间：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我们现在接受的电视观念不允许做这样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在工作中对此是严格把关，对人工剪接的东西非常排斥，把它视为不法行为。而网络没有主张，至少现在还没有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操作规则。
　　杨东平：对，所谓造假的可能，主要还不是技术上，而是在电视编排的过程中体现了电视人本身的价值判断。比方说，他采访了十个人，十个人有三种声音，但他播放的时候只把他需要的声音播出来。他已经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新闻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价值观应不应该反映到新闻报道中，是完全中立呢，还是可以有自己价值观念的参与。这是一个比较特定的问题。当然在中国的电视采访中，说大话空话的现象比较多。被访者面对媒体说的话，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内心，这个现象眼下是比较普遍的，我想将来会慢慢好转。
　　阿正：不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遭遇怎样的挑战，电视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的强大，它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将通过对受众的影响去改变这个世界。但不管怎么说，电视的发展方式还是由人类来决定的，只要人类对自己还有信心，那么就应该相信，电视将永远是人类的益友。
　　
　　阿正，专栏作家，现居福州。有文章若干发表。
　　杨东平，大学教授，现居北京。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总策划。
　　时间，记者，现居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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