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电视的空间与伦理
作者：阿 正 杨东平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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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强大与局限
阿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电视文化。电视刚发明的时候，恐怕连电视专家们也不可能料想到今天电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传播上电视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它的社会能量怎么估计似乎都是不过分的。请你们谈一谈，电视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杨东平：中央电视台刚刚举行了四十周年的台庆，高朋满座，万众瞩目，充分显示了电视在中国的地位。在国外，电视则有近七十年的历史，电视产业已是一个庞大王国。
时间：我大概是七十年代看到电视的。当时我母亲在电视台做文艺导演，编电视录像，我常跟着去看热闹。可以说很早就“耳濡目染”了。我从1983年开始在电视台实习，当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编辑专业，到现在有十五年的电视实践了。我的体会是：电视不但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它在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目前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还电视一个本来面目。比如说：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掌握了一种纪实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在跟观众沟通时，不像以前那种突出宣传、教化的作用。当然那时只是作为一种零星的探索出现在屏幕上，直到《东方时空》的出现，才算起了影响观众的作用。
阿正：当初你有没有预想到从事这个专业会取得今天这种成绩，推出几个全新的栏目(《东方之子》、《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推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温迪雅、邵滨鸿……)，你当初料想过这个局面吗?
时间：料想过，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正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批得到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教导，了解了国外比较先进的一种电视观念，并幸运地把它实践出来，落实到我们的屏幕上。当时中国的电视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点，即使到现在为止，虽说中国电视的节目丰富多了，但与海外比还是有不少空白。这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电视的作用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直播，它应该说是电视最本质的传送方式，也是别的手段望尘莫及的。但在中国，因为考虑到播出的效果，增强了把关问题，还没有敞开，但这一天也还是迟早要到来的。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播，是我们建台以来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两次。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完全可以采用这样的直播方式。我们在《东方时空》里播出过郑州一个落井小孩的抢救过程，如果在国外，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采用直播的形式，因这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方方面面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也非常牵动人心。这个时候，你加上广告也好，插入别的短节目也好，整个电视台的收视率就被提高了。但我们考虑这是国家电视台，不是商业台，同时我们对电视的功能也确实有认识上的不足，担心实践上没有把握，所以对这个抢救过程只剪辑播出了十几分钟。这是很遗憾的。
阿正：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视台的定位、属性问题?海外有些电视台基本上是商业台，传播的面都各有局限，而我们的中央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台，极其强大。是不是因为顾虑到中央台代表国家，就越怕直播出差错?
时间：也是。中央台实际上是国家台，又有这么大的传播面，出一点差错都不行。直播一直不敢搞。但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你越不敢搞直播，人们的承受力就越得不到锻炼、越“绷”着。反过来也一样。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头就是开不了。
阿正：东平，你是不是赞同刚才时间说的，在中国，电视的开发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还有巨大的空白和潜力?
杨东平：广播、电视、电影包括多媒体，都标志着一种时代性的转换。人类文化从读写为主的时代进入到视听为主的时代，这种文化方式或传播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根本的，非常实质的。我们通常说，现在的年青人是看电视长大的，以往很多代人是看书、看报长大的，这个过程很不一样。电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现在获得信息、获得教育更为便捷，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人对电视的依赖，所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本质趋向平面化、单面化，天天坐在电视前面一直看到满屏雪花。
总的来说，电视是一种比较浅薄的媒体，声像画面一遍即过，它不可能像阅读过程那样，给人很多更为深刻的东西，或承载更为深刻的东西。电视覆盖面非常广。所以它只能定位在大众文化层次。在这个定位上，它实际上承担不起更深刻的所谓思想文化的价值。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担忧，怕过份依赖电视会降低人类对生活的思考能力，减少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及人与人的直接联系。电视很吸引人，它是虚拟的现实，它过于强大、过度泛滥就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真实生活的隔阂，降低人类对真实生活的感觉。一些国家的人文学者在担忧之余，还倡议每周一天不看电视，以保持跟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生活的联系。
阿正：我看到过不少作家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内容非常相似，写的是“停电之后”。停电之前全家都默默无言地看电视，停电之后，全家人点着蜡烛开始交谈。这是若干年间少有的一次交谈，全家人都感动了。这样的故事很温馨，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电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包括对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破坏。时间你作为电视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同意人文学者对电视的批评吗?
时间：电视的确有负面影响，但电视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东西。人是有主观意识的，你可以选择看或不看，可以选择看什么。电视实际上给了人们一种选择。至于说电视缺乏深刻的文化内涵，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现在做的一些不到位的东西做出这样的判断。英国BBC节目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把最高层的哲学家聚集到一起，做了一些节目，这个节目还出了一本书。这种节目的深度，应该说不亚于任何的创作，但他又采用了一种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我们比其他媒体的传播者更讲究对象感，讲效果。我们不光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发现整理传播出来，我们还讲究传播方式，讲究传播效果，让人们接受我们、喜欢我们。电视有时候会出现庸俗化的东西，因为电视节目是依赖于整个社会大众文化程度的。所以，我认为不能以电视的浅薄或某些节目的浅薄来否定电视。在有些电视业发达的国家，电视已出现了适应各种层次观众需求的节目。如在法国最有影响的节目是一个读书节目，由一位长者主持，既不年轻又不貌美，这是与他们国家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适应的。中国公众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新闻。假如新闻能够更加开放、更加及时、更加强有力，起到舆论监督的功能，那么老百姓就更加满意了。
杨东平：电视这种传播方式的本身，在中国有可能变得更为深刻一些，可能承载不同的功能，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国外电视台有很多谈话类节目，包括比较有深度的新闻评论，它的收视对象已不是大众，而是知识分子和决策层。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个谈话节目，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播出，叫“夜线”，谈论的都是高层次的政治、战略问题，收视率不高，但它的功能却非常强大，它的收视者是美国的决策者，它的广告收费是最高的。类似这种功能在中国好像还没有被开发，当然《焦点访谈》在一定意义上也在扮演着这个角色。朱基总理前些时候亲笔题词，对《焦点访谈》加以肯定。在决策层的支持下，我相信中国电视的功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
制约电视的因素
阿正：大家惊叹电视强大的功能，同时也看到了它目前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影响着电视?
时间：我觉得直接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电视工作者本身的文化素质。前一阵子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弱智的中国电视》，对我们触动很大。里面有许多观点吧，我也完全赞同。比如电视中的一些浅薄现象；比如说节目形式的模仿，这个台搞了一个什么节目，其他台很快就加以效仿了。当然对好的形式的学习、借鉴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做的“脱口秀”《实话实说》是受了美国同类节目的启发，现在各台也在办这种节目。可能这是必由之路。你走，人家也走。
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对电视节目的把握与控制。这个制约因素涉及对电视的不同理解。这几年的电视基本上是在对观众进行慢慢的渗透，或者说是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一种渗透，而不是一上来就要革新、革命。我在1990年做了一个片子，纪实性的东西，有的同志看了，就不能容忍一个人谈这么多的话。而现在，大量的谈话节目被接受甚至喜爱。人们的审美习惯只能一点一点地转变。面对这种纪实风格的画面语言，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知道要看一件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结论上。
电视要面对大众收视的心态，它有时候是要迎合、折中的。你可以指责它的浅薄，但完全可以更积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你可以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来加以引导、影响。比如说美国一个很有影响的黑人主持人温芙蕾，她在她的谈话节目里有时会介绍一本书，这本书马上就会成为畅销书，发行几百万份，这使得书中的某些观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片面的认识，他简单地拒绝电视，不善于调动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其实学术界与传媒还是应该互相交流，共同面对大众。
杨东平：制约、影响电视的各个因素中，体制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电视台都是官办的，所以它必须担负宣传教化的功能。如果媒体本身是多元化的，如果有多样化的体制来配合它，那么就有多种声音，电视节目就丰富了，公众的选择就多了。还有一个因素，我们的电视台常常搞得很商业化。由于目前我国的电视台具有垄断的地位，所以广告收入相当高。在美国，如果是由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国家台，那是不能有广告的，只能自负赢亏，只有商业台才能靠广告收入进行运转。这套体制在中国还没有建立。
时间：现在我国的电视收入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行政拨款，国家给钱。另一个渠道是广告创收的收入。我国的情况是国家的宣传体制、国家的拨款制约着电视，广告商的投入也从另一个角度影响着电视。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面临这样的多重制约，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表演。新趋势：电视与知识界的联姻
阿正：在信息爆炸时候，大众传媒给一代人的成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电视的影响可谓是最大的，以致于人们把眼下这个时代称为“电视时代”。你们怎么评价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
杨东平：现在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接受信息多得多，这是受益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这就是电视正面的价值。负面的影响，就是它让青少年接受了一些不该接受的东西。但总的看，正面的影响要大得多。
阿正：现在海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播出方式，就是观众可以点播节目。如果这种双向选择功能进入到千家万户，审查、把关就形同虚设，怎么办?电视台之间会不会为了招徕观众而争相去迎合观众，从而形成恶性竞争?
时间：香港慢慢也实现这一步，就是你同时可以选择很多节目，你想看什么，都可以一点点去调出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也就是给观众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实际上也在朝这个方向迈进。我们一方面考虑到观众的需要，另一方面注重教化、注重品味。从技术发展来讲，双向选择将不成问题，那么下一个世纪我们肯定要面对这个问题，要受到严酷的挑战，这是大势所趋。我个人觉得，有挑战才有刺激、才有动力，我希望电视的发展和竞争越来越充分。
阿正：由于电视几乎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电视受到的议论也可以说是最多的。每个人都因自己的品味、喜好和思考发表着对电视的不同评价。其中比较多的，一是老师、家长抱怨孩子为了一个电视节目忘了学习忘了吃饭，一是人文学者们批评电视的肤浅，继而拒绝上电视。东平你怎么看公众的评价?
杨东平：据有关收视率的调查，一个人收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与他的文化程度成反比。高级知识分子一天大约就看半个小时左右，主要是看新闻或自己特别关心的节目。文化程度低的人分两类，一是家中没有电视的，还有一类是从头看到尾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我想原因在于我们的电视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追求收视率的提高，它必须面向普通大众，所以它比较少兼顾知识分子群落的需要。刚才我说到过，随着电视发展的多样化，现在国外很多电视台有一类节目，是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它的收视率很低，但是它有存在的价值。据说日本每个周末晚上有一个节目，名叫“彻夜讨论”，从晚上零点讨论到凌晨，长达五个小时，收视率极低，但是有你所关心的话题，你总是能找到你要看的东西。它讨论的都是比较强烈的政治或者社会问题。比如说：二次大战中，日本到底是“侵略中国”还是“进入中国”？日本最极端的右冀分子跟最强烈反对战争的韩国侨民团体在现场激烈论争了五个小时。这类话题老百姓不一定喜欢看，但是关心这类问题的人可以找到你所要的东西。我觉得电视达到这种境界就好了。就好像购物一样，每个人都能在超市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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