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文化研究”访谈录
作者：李欧梵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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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你在《狐狸洞诗话》里有些短文就是这种文体。现在有些西方学者尝试一种介乎批评和小说之间的文体,似乎对传统学院所赋予的角色都有点不安分。
李:是这样,我发现西方学界里的有些人,都像我这样。我碰到一位南美的,他一半在美国教书,一半在自己的国家里写小说。将来有可能大家都会这样。要我回到大陆呆久啊,我不干;老在美国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以前是英文写作,现在要多写中文。这里一个最大的危机是,当我开始对中国的文体有自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中文很不足。为什么不足呢?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凭空乱造,而且我很反对现在大陆上有些文学评论家,把句子写得那么长,凭空乱造一大堆词汇,表示自己有学问。我是要倒过来,想用非常浅显的句子,而每个字,每个句子的背后都有文化资源的东西。
陈:那个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叫希苏的,我很喜欢她的文体。
李:还有那个罗兰·巴特也是这样,我很喜欢。说老实话,我还是喜欢法国人,可是法国的一些尖顶人物,都是其它国家来的。德里达是阿尔及利亚来的,Cixous大概是希腊人,她的名字不是法文。Kristeva是保加利亚人。那个写《TheFantastic(论奇幻)》的……
陈:Todorov(托多罗夫)。
李:也是保加利亚人。更不必说剧作家尤内斯库是罗马尼亚人,昆德拉是捷克人。这方面你可以看出,现在用英文写得最好的,最受尊重的,有一半是从第三世界来的。Naipaul是千里达人,Ishikury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生在香港的那个写《SweetandSour(甜与酸)》、《Monkey(猴子)》的TimothyMo,这就很有意思了,还有生在印度的拉什迪……这更牵涉到双语问题。不是说兼通中文英文,或英文法文,而是说这两个语言系统是不是可以在某种文体中产生对话?我常常发现我写的英文背后有中文,中文背后有英文,互相纠缠不清。这是不是对文体本身有些自觉?像这种试验我现在还刚开始。
陈:是不是结果你最终是倾向于后现代?
李:但是后现代一个糟糕的精神是,你马上就后后许多了,后后现代出来了,你后来又有什么?
陈:最后弄到自己——
李:你自己一下子就自我解构了。当然你可以说,狐狸型的人多多少少是有点后现代的尾巴。我恐怕也是如此,因为我基本上是怀疑的。刺猬型的人可以做现代的巨人,狐狸型的人恐怕很难。
(本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代拟)
李欧梵,著名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狐狸洞诗话》等。
陈建华,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散落的书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