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蓝衣社的“改革”与“反腐败”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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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蓝衣社的纲领宣称“国家是最高的和神圣的,民众的唯一职责就是保证自己捍卫国家利益”。蓝衣社的核心人物贺衷寒号召人民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以便国家获得自由。“《社会新闻》宣称个人为国家服务和牺牲是‘神圣的原则’。蓝衣社的目标是极权主义的,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他应该‘尽其责任而从不言其权利’。”
　　五、必须实行文化改造与文化专制。蓝衣社提出要以“建设性的,进步的和勇敢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文化”取代颓废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且蓝衣社似乎比较善于从“他山之石”中发现有力的支持。《社会新闻》中有一篇宣言提出,“为了建设新文化,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都对旧文化发动了无情的、残酷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旧剧,自然,这非做不可”。因此,为了实现在文化艺术中的全面控制,图书出版业将完全国有化。文化纲领中的极权主义成分是十分鲜明的:所有的社会现象,所有的社会活动在理论上都受制于文化统制的干预。另外,对于教育的政策是其文化改造运动的重要方面。“蓝衣社的教育政策被概括为这样的口号:‘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用这种方式,使知识分子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得以克服,每一个人都将成为一名有用的、国家的生产者。”
　　
　　蓝衣社与新生活运动及其军事化的社会模式
　　
　　对于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蓝衣社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开展于1933年底至1934年初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易教授十分重视研究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极权统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不管新生活运动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他列举了蒋介石说、中国文化学会说、杨永泰说等几种说法),“新生活是蒋介石和蓝衣社试图把他们的精神——法西斯精神——输入中国人民中间的尝试之一。”易教授在他为《剑桥中华民国史》撰写的部分章节中也直接了当地把蒋对新生活运动的赞扬与法西斯极权政治的目的联系起来∶“蒋介石渴望在中国重建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的社会、严格的纪律和对领导人的意志的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他大加赞扬的、开始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他认为这一运动是疗救中国的一剂良药。”“显然,蒋介石已将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事实上原封未动地搬到新生活运动中来了。”
　　为了使新生活运动有具体的规范和标准,也就是为了使“礼义廉耻”能“从我做起”,于是颁布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95条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不随地吐痰、扣好衣服的扣子、不大声吃东西、不抽烟、动作迅速、姿势端正等等,蒋强调说:“如果我们要想获得一种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如果我们要复兴国家,报仇雪恨,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应该用冷水洗脸,而不是枪和大炮。”应该说,这些本来都是不错的个人行为规范,但是当它们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本来显得诚恳、具体的准则就有点变味了。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从“我”做起,从走路、吃饭做起的群众运动不但可以具有意识形态动员的强大作用,而且可以直接把社会作为运动的对象而控制起来。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有这种可能:蒋介石是真诚地想通过改造人的行为进而改造国家,“他确信,严格地执行这些行动准则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如果所有的人因此而得到改造,那么社会和国家同样会获得新生。”问题是,他所构想的这个“新生”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每个人都能获得独立与尊重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而是一种军队式的人人听从命令的准军事社会。例如他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社会军事化是蒋的一个关于社会模式的理想方案,在这里暴露了他的法西斯思想的主要社会观。
　　在现实中,新生活运动是由一个专门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来领导的。按照这个机构的计划,政府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开始穿上制服,接受军事训练。更为有意思的是,“据报道,在武汉,‘新生活运动’建立了一支行动部队,它有权在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女人可以留在各自的组织中,但必须以法西斯主义作思想基础”。这种情景如果不是有过类似的生活经验是很难想象的:满街穿军服的人,到处是明显地结成队伍的人群,以军服和队伍为标志就可以具有随时动员人力资源的权力,而事后又不必为此而负有责任。这种情形是力图迈向军事化国家的民间步骤的表征,再往前走就是国家的正式动员、体制启动、划一施行。1934年,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成立,指导对学生进行军训,在洛阳、汉口、南京还成立了暑假特别训练营。
　　当然,蒋介石对于军事化国家的向往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他本人在日本军事学校学习的经历一定给了他深刻的影响,而“流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影响着蒋氏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蒋最为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无论在家里,在厂里或在政府机关里,每个人的行动必须像在军队里一样。……换言之,应该是服从、献身、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当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獗的时候,蒋的这种军事社会观念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利于抗战的心理动员。
　　在新生活运动中,也还存在着某些尽管是比较微弱的不和谐音。易教授指出,蓝衣社并没有完全控制这场运动,基督教的组织、教徒、传教士等也在运动中起着作用。这些作用的努力方向是朝向民主的,以至一位美国外交官形容这些人与蓝衣社之间的差别是“一场盎格鲁——美国——基督教的民主主义与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战斗”。
　　
　　蓝衣社的特务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特征
　　
　　不管如何,作为设计中的精英组织,蓝衣社最终成为一个特务组织,它的神秘乃至恐怖色彩与它的特务头子戴笠有密切联系。然而,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特务形象肯定是带有片面与夸张的成分的。戴笠在训练特务的教材《政治侦探》一书中列举了他们应守的职责是:
　　1.保卫领袖的安全。领袖的安危同于国家的安危。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处处决心保卫领袖的安全。
　　2.惩治腐败。腐败是革命斗争中的蛀虫,除非这一(惩治腐败)行为得到圆满完成,否则建立一个廉洁和诚实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3.摧毁一切反革命力量。这包括控制调查集会、结社和出版。无论从行动或是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政治侦探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共存的。
　　4.帮助国家重建。如同农民在庄稼成熟前必须除草一样,必须清除国家重建道路上的障碍。
　　5.防范国际间谍和叛徒。政治侦探是国防的哨兵,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主力部队的成功常常取决于幕后的侦探的成功。
　　在这些任务中,有些是与暗杀、绑架等活动直接有关的,也有些是党内斗争的手段,蒋介石要借助于此而达到控制各种派别的目的。蓝衣社的纲领中把清洗腐败官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特务手段来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期间比较成功地获得当地老百姓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短期内调查和审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僚的腐败案件和豪强劣绅的劣迹。
　　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特征中,有些是比较奇特的。比如它提倡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农庄,甚至不惜为此而冒着被其反对者攻击——指责他们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危险。在三十年代西方自由经济严重萧条与危机的背景之下,与全球知识界普遍的思想潮流相一致,他们对国有制度、计划经济的兴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是受到三十年代对经济放任主义批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德国、苏联作为样板起到的作用。易教授认为,“蓝衣社在本质上并不反对私有企业制度。然而,像重工业、矿业、大规模的运输业这类关键的经济领域,以及外贸,必须由国家直接经营”。在他看来,部分蓝衣社成员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的激进程度甚至大大超过此时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
　　另外,蓝衣社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恨的意识十分明显,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对此高度重视。蓝衣社的纲领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断然否认妥协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将亡我中华。因此,我们决心保持绝对仇日的态度。抗日是本社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圣的任务。”由于这种强烈、鲜明的态度,“1935年共产党中央政权在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同时,建议与具有民族思想的蓝衣社合作以建立反日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有很多难以弄清楚的问题。比如,蓝衣社的抗日意识与蒋介石在此时压制反日情绪的矛盾如何解释?易教授分析了有三种可能:一、蒋不想太过得罪日本人,有意实行暗中抗日的政策;二、蒋以认可蓝衣社的反日活动来换取他们对他的忠诚;三、蓝衣社逐渐摆脱蒋的控制。他认为,“根据现有资料,要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确表明了蒋介石政治集团内部关系之复杂”。蓝衣社的抗日与反共在蒋介石看来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统一起来的,因此,当西安事变以后蒋希望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时,蓝衣社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1938年春,蓝衣社解散,但三民主义青年团马上又建立起来了。原蓝衣社成员在三青团中的支配地位不断上升,“蓝衣社的精神并未因组织的解散而消失”。
　　
　　从蓝衣社看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易教授并没有把国民党的革命失败症状——行政腐败、贪污腐化、宗派主义、政治压迫——看作是仅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的现象。他指出,晚清时代的官僚已经是那样的声名狼藉,民初时期的军阀也是如此,因此还应该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认识国民党的现象。
　　中国的政治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传统?它在思想上、行为模式上有些什么特征?关于这些问题的确切而深刻的答案还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比方历史、人口、经济等重要因素不能成为我们的盲点。然而,易教授从对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治的分析中,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很有启发的意见。他的分析从这几个方面进行:
　　1.脆弱的政治机构。这个政治机构与政府行政机构不同,它的使命本来是要指导、监督行政机构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它就是党。但是,与我们易于产生的那种想法相反,国民党对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与指导是很弱的。党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不断减轻乃至于名存实亡,这是我们所不易于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蒋介石非常强调要在党的干涉下保护行政人员,中央以下的党的基层机构只能在宣传方面做出一点努力,这在强调一党专政的中国是十分奇特的。
　　2.无效率的行政。当官的专横跋扈,傲慢自大,可以毫无一点他所负责的事业的知识,更没有自己动手操作的可能。于是只能文牍盛行,实际上的操作如何则无人管理。
　　3.贪污腐化。这方面的情形无需在这里再来描述了,总之它的传播之广、花样之多,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中极少见的。
　　4.宗派主义。宗派的形成几乎完全是由于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而争斗的需要,根本没有什么思想的分歧、原则的分歧。在那些热衷于宗派斗争的人看来,政治原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5.政治压迫。这是中国党派政治中玩得最纯熟的一种境界。无论什么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建立在自由的说理、论辩的基础上,而是由权力意志的好恶来决定;凡是有思想分歧就等于是政治异己;以统一思想为名压制不同的声音。
　　易教授在最后的几个段落中谈到了一个问题:“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正如对国民党一样。”他由此而想到了中国的“文革”,他认为这场运动至少表明了毛泽东的一个清醒的看法∶一个现代的中国不可能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同时共存。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毛的观点一定会有更深一点的了解。
　　
　　本文中引文全部来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一书。
　　李公明,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广东美术史》、《左岸的狂欢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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