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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的“改革”与“反腐败”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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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现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与它的腐败、专制有着内在的联系。然而,对于国民党内部曾如何有过“改革”与“反腐败”的意图和运动,则不一定都很了解。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教授的一本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译本)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和进行思考。以下是几则读书札记。
国民党执政以后的腐败现象
恐怕没有人比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先生更为了解国民党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所面临的党本身的问题及其严重性。1928年初,蒋介石说:“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他在1930年就承认党员、官僚的贪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他说:“大多数人民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众到处都不欢迎我们。”以后蒋介石又多次指责腐败现象造成的恶劣影响:“增加杂税没有止境,贪污和敲诈已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政府因此变得腐败,人民无力负担,土匪也自然一天天地多起来。”“为什么(革命)还未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观条件不够。现在多数人民称革命是什么呢?是虚伪!是假革命!”
易劳逸教授认为,“蒋介石在谴责贪污的腐败作用方面走在了同僚的前列。”当然,党的其他官员对于腐败的问题也有从各种角度进行思考的,老国民党员萨孟武先生在1928年抱怨道:“今天,我们党的队伍每到一地,通常是无休止地吸收党员,许多贪官和奸绅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党的分部因此而腐化,以致有能力的人不想入党。”在六十年代一位国民党的中层官员回忆说,“贪污无时不在,包括1928年和1929年。这是正常的。……在革命者中,只有少数人洁身自好,克己奉公。”
那么,关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蒋廷黻在1935年说的这句话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党的威信是如此之低,以至“国民党员都为当众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难为情”。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迅速出现普遍的腐败现象?易劳逸教授着重分析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旧官僚、旧军阀因易帜而大量混进党内并位居要职,他们既然是以实力为资本投机革命,就必然要以权谋私;二是清党运动,它不仅清除了异党,而且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清洗出去,因而党内失去了持有正直理想的力量。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作更为深入一点的思考。首先,易教授所谈的第一点固然是不争之事实,但是如果把这种事实推衍为腐败之所以会发生的基本原因,则可能会陷入外部论常常带来的误区。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假定如果没有了这些来自外部的旧军阀、旧官僚,国民党内部就不会有人以权谋私。而恰好是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和后来的一些党派都容易把自身队伍的问题看作是由外来的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而国民党及其后继者都喜欢搞党内斗争,结果是越斗越有问题。
作者接着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能把贪污当成国民党统治才独有的消极特征吗?”他认为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在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时期,贪污被当作官员们传统的额外收入;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贪污对社会现代化有积极作用。然而他思考的这些都不能作为为贪污辩护的理由。
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蒋介石并不是很多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而是有所行动的。问题只是,他的措施能否有效呢?
作者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种种真实情景:第一,“红头文件”之普遍无效。作者写道:“官方为减少贪污所做的种种努力,作用几近于无。”差不多在十年的每一年中,都要公布法律和规定,要使对贪污的限制制度化。法律和规章中有不少令人敬佩的文字,但是——如同“公文政府”在其他领域内一样——并没有相应的行政措施与之相配合。“最能显示衙门特征的侧面是官员们忙于起草各种文件——计划、规则、法令——这些都与实际无涉而且无法付诸实行。”
第二,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监察院是宪法赋予权力,对官吏实施监督的最高机关。可它在清除贪污方面形同虚设。它没有实权,成了安置没有影响的老人的闲散机关,被人嘲笑为政府内的‘老人院’(敬老院)。从它1931年建立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到的贪污官吏达69500人,而该院仅收到其中1800人的起诉书。”另外,作者以浙江省政府1935—1936年建立的会计系统为例,指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系统本身也陷入了贪污的泥潭”。
第三,“反腐败”与权力斗争混成一团。“确实,为防止和惩治贪污所设计的整个系统是一大笑柄,因为人们觉得它只能抓些没有权势的小人物。对极少数高级官员被提交到监察院的案件,人们宁愿以私人间报复或派系间争斗来解释。”例如对铁道部长顾孟余的指控,“尽管顾可能确实有罪,政府内的知情者却相信监察院长于右任所以提出控告,是想以此攻击他所厌恶的汪精卫。然而汪精卫的权势更大,对顾的指控便半途而止。”
第四,领袖的威权与心计。蒋介石有时也会大开杀戒,“1934年总司令下令将七名贪污的官吏立即枪毙”。然而,“蒋介石限制贪污的努力既未持续,又有选择。他容忍那些最亲密的谋士们和他家族成员的贪污行为。如此一来,会使人产生如下思路:蒋介石为打击贪污所采取的周期性严厉措施,与其说是为了反对贪污,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下属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因而惧怕他。如果他们由于什么缘故失去了总司令的好感,便很容易为他们在公职上的胡作非为而受到惩罚。”即使有威权也没有公正,而且要面对一种如此可怕的普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的斗争如何能真正奏效呢?
蓝衣社的建立
过去我们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对于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这个国民党组织的了解很可能是不全面的、简单化的。易劳逸教授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是它对蓝衣社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关于蓝衣社的起源、名称及其与力行社的关系的考证,在本书的附录“蓝衣社的建立”中有详尽的介绍,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这里称作蓝衣社的那个团体,最早的倡导人并不是刘健群,而是藤杰”。但是,整个运动的起源显然还是与年轻的国民党党员、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的倡言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1931年春天,刘与他的一些朋友热切地讨论着党的腐败问题、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等。“他们感到,一些国民党领袖只考虑他们个人利益,却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宗派活动正在毁坏国民革命运动的团结;党的基层组织正在萎缩;党和民众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正在同人民疏离。”刘在他的题为《对改革国民党的一点意见》的长达八十七页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他对党的改革的看法。下面是本书中对刘的一些观点的介绍和摘引:
“刘声称,‘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刘没有把党失去民众的支持归罪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归罪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把谴责的矛头直截了当地对准了国民党。”
“根据刘的观点,国民党因受到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蚀已失去活力,党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争夺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
“刘拒绝这种看法,即国民党的衰弱仅是表面的,国民党政权仅依靠清除腐败的党员和重组现有的党就可以得到复兴。与此相反,‘我们坚信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
那么,刘健群对于党的改革开出了一张什么样的药方呢?他希望在党的内部产生一个由真正的革命精英组成的组织,这个组织“将由那些矢志献身革命的真诚的同志组成,他们是为了民族和民众准备牺牲一切的人,物质的享受对他们将没有吸引力。”为了实现道德上的纯洁,他设想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的个人财产要有严格的限制,“刘认为,他提出的准则既排除了追求发财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其动机,因此能保证精英们合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同时,刘健群的改革建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领袖的权威地位的极力推崇,“刘坚信,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和社会缺乏内聚力的现状,意味着一个超人必须并且一定会出现以引导革命运动。”
刘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要求一个忠实于他的青年军官小组与刘具体商讨建立这个组织的事宜。到了1932年3至4月间,一个日后以蓝衣社著称的国民党组织秘密地成立了。
作为一个精英组织,蓝衣社吸收成员比较严格。绝对服从领袖、严守组织秘密、遵守组织纪律、无私奉献——这些都是蓝衣社成员必须彻底遵守的原则,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不能脱离这个组织。
为了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蔓延到这个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措施有:在纪律条令中申明,“组织成员必须保持献身精神,抑制不正当的欲望和要求,甘当一名无名英雄,以便履行主义和组织的政纲,把社会改造为一个幸福的社会。”在生活中待遇也有明确规定,如外出旅行时不准乘坐头等车;严格禁止赌博、嫖妓甚至跳舞;当然,组织上也必须关心其成员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成员本人的婚嫁,其子女的教育,成员遭遇失业或生病等等,组织上都要给予经济援助。
在组织内部,力图营造出一种同心协力、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团结气氛。“老国民党员中的小集体主义和缺乏团结精神的现象被该组织成员中的一种‘绝对必要的亲密友谊所取代’。他们不仅在工作中是‘精诚合作’的,成员们也有责任向那些急需帮助的同志提供物质和资金上的援助。而且假若一个同志死了,其他同志也应感到世界已失去一位救世者。”
蓝衣社的思想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
毫无疑问,在一个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极权团体(军队等)往往是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因此蓝衣社的意识形态很快滑向全盘的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易书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研究,约略可分为几个方面:
一、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在大约1935年,蒋介石在对蓝衣社的演讲中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够救中国的某种方法。”他又说,“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他最后宣称,“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二、极力反对自由和民主思想。蒋介石认为,“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浸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我们所得到的又是什么结果?我们陷落在一种混乱和无可救药的状态中”。因此,蓝衣社成员“特别憎恶自五四以后毒害了中国人心灵的自由主义概念。……对于蓝衣社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无约束的放纵,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和讲人性,更有甚者,自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它诱使人民屈服于他们个人的任性而对社会的需要则完全不予注意”。
更有意思的是,蓝衣社甚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要找出自由主义思想的危害。“蓝衣社分子到处能觉察到西方自由主义恶劣的影响。……在普通民众中,自由主义表现为颓废轻浮的生活和奢侈的消费。张伏云解释道,上海的大学生把时间花在去妓院和舞厅而不是去图书馆,女学生则精通于化妆品和奇装异服。《前途》(蓝衣社的权威出版物——引者注)编辑刘炳藜慷慨激昂地抨击在一个晚上花费3000元款待女友的城市青年,他说,他们花掉的这笔钱可供30000农民生活一天。自由主义是一种文化疾病,在城市中最显著,而且现在农村也受到它的污染。”
三、忠于领袖,崇拜个人。蓝衣社的纲领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唯一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一篇社论中,蓝衣社分子宣称,“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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