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心中不悦

作者：北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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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连从乌山小学走出来,心中充满痛苦。他的脸是黑的,他的眉毛纠在一起,眼中散发愤懑之气。他把压抑在胸中的一口怒气徐徐地从口中排出,以免它突然冲出来气炸了肺。黄连的嘴是歪的,朝左边歪,自从十年前一次高烧后他的嘴就歪了,有人劝他去针炙,说一针就能把嘴正过来,可是黄连哪有这个时间呢。他整天忙着工作赚钱,黄连觉得自己快要忙疯了,身上的螺丝就要一个一个地掉下来了,可就在这时候,儿子给他惹祸了。老师把黄连召了去,他就像罪犯一样笔直地站在老师面前听训。三十分钟后,老师训完了,黄连快步从乌山小学走出来,当他走出大门口时,儿子不见了踪影。黄连的肺就要气炸了,身上的螺丝一个一个飞出来。
　　学校门口黑压压的,都是接孩子放学的人群,他们就像民工一样聚集在那里,又如烟尘不散。自从孩子他妈突然患肝癌去世后,黄连就每天必有四次来到这座学校的大门口,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绕过一辆又一辆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它们纠缠不清,发出巨大的轰鸣。到处是人的叫喊声,车子碰在一起后的咒骂,大人的吆喝和小孩的哭声。黄连觉得这里一点也不像学校,倒像一个卖黑奴的市场,孩子就像牲口一样被辨别和认领。刚刚忍受完工作折磨的黄连一来到这个地方,心中不平的潮水又动荡起来,他几乎找不到一天有哪个时刻是快乐的。
　　到处人声鼎沸,万头攒动,却见不到儿子的人影。他准是事先知道惹了祸逃跑了。黄连吃力地挤到树下,又找不到自行车了。黄连气得喉咙发出声音,但他不知道他该骂谁。他只好去找自行车,结果他找了半个钟头也没找到,那就是确凿无误地被人偷了。这已经是黄连两个月内丢的第三辆自行车了,前两辆丢的是新车,一辆凤凰,一辆飞达山地车。人家给他出主意,必须骑旧车才没人偷。现在黄连骑的是一辆旧的永久车,还是被偷了。
　　黄连终于徒步走上了大道,身上和心中都莫可名状地空虚。身上的空虚是突然丢失了自行车,走在街上觉得空虚;心中的空虚是儿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黄连好像很难和儿子好好地呆在一会儿,他似乎总是在寻找儿子,到处找,找到了就是一顿臭骂。是的,是这样的,儿子就是跟寻找和臭骂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
　　现在黄连走在街上,骑车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现在走路他起码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家。黄连胸中的怒火已经烧燎得他有点烦躁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倒霉角色,如果评比这个城市的倒霉冠军,他认为非他莫属。黄连毕业于上海交大,是个响当当的牌子,然后他被分配到机械研究所,这是个让人慕羡的地方。可是在研究所没干多久,他就被分流了,去一家食品加工厂报到。按说上海交大毕业生在这工厂应该呆下去了吧,两年前该厂宣布破产,他也跟着下岗。本来黄连应该是能留得住的,但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吵架,于是只好去社保处领失业金。现在他终于自己组织了一个管道疏通服务队,自己管自己了,儿子却来管他,老师也来管他。从机械研究所到管道疏通队,黄连觉得自己在走下坡,现在已经下到坡底了,没有地方可下了,倒霉鬼正在十几米开外的拐角口等着和他寒暄呢。
　　走了半个多小时,黄连终于到了家。好久没有走路了,他走得双胯疼痛,腰膝酸软。黄连想到丢失的自行车,心中无限烦恼,他丢失的好像不是一辆车,或几百块钱,他丢失的是愉快的心情。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丢自行车是永远找不回来的,为了一辆破车去报案,这个人就是十足的愚人了。于是黄连只好忍受心中积蓄的怒火,因为这丛怒火不知该向谁发,因此它燃烧得更加旺盛。黄连知道他是害怕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治疗他心情的良药。这个聪明的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喜欢一种宁静的有程序的生活,那么他就会变得比一株含羞草更安静,难道你不相信这个整日被怒火烧得团团转的人,本性中却有许多害羞的成分么?往往是这种人,逼急了就要造反。希特勒年轻时还是个明信片艺术家呢。所以黄连有理由愤怒:一辆自行车丢了就是丢了,无道理可讲,二十年来,这个社会并未建立游戏规则,于是像黄连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倒霉,最后成了一个怒气冲天的家伙,小心地登上了自己家的阁楼。
　　现在,黄连心中的怒气要发出来了,如果任由这股怒火随意地发泄出去,黄连就要犯罪。所以黄连只有把它发泄到儿子身上。黄连用手猛力击打桌子,大声呼唤儿子的名字,他要在儿子出现时,伸直巴掌盖过去,在他脸上留下五个手指印。他要像盖邮戳一样在儿子脸上留个标记,让这混账小子记着:是他使黄连的烦恼加重,使他的生活像他的名字那样,盛装了天下最苦的滋味。
　　儿子缩在广场的一角,他的嘴不歪,但头发是红的,像是营养不良所致。他的头形状像个瓦罐,人们叫他瓦罐依弟。远远看过去,依弟的头就像瓦罐上长了一束红茅草,在人群中晃来晃去。可是他的书包异常沉重,如一麻袋石灰一样压在他背上,使他不能直着走路,书包向后拉,他向前拱,活像拉车的马。不过,并不止他一个人这样,乌山小学个个学生都像拉车的马。
　　依弟的眼睛可不像马的眼睛那么老实,他的眼睛很小,但滴溜溜转个不停。大老远他就能看见老师,然后避开走掉。一溜烟跑到广场这儿下棋。瞎子阿五在这里摆棋摊,赢一局五块钱。阿五只瞎了一只眼,他会用剩下的一只眼仔细地打量你,尽管如此依弟也赢了他五局,赚了二十五块钱。
　　现在,依弟又在棋摊前坐了下来,瞎子不想和他下,就说,我看见刚才你父亲在这里转悠来着。依弟知道他在瞎掰,想赶他走。阿五说,你父亲怎么那么厉害啊?依弟不吱声,动着棋子。阿五又说,他怎么打你来着?依弟说,打是疼,骂是爱,他是疼我,你,有人疼吗?瞎子听了大笑起来,有道理!我要有人疼就不在这街上摆棋摊了,来,再让你赚五块钱!
　　依弟刚摆好棋子,班长陈芳走过,大叫,你下课还不回家,在这里下棋!依弟瞟了一眼,说你管得着吗?陈芳不屈不挠地说,我报告老师,吴老师。依弟说,你报告好了,小母猪!陈芳长得胖,依弟叫她小母猪。陈芳气得大叫,你不让我报告老师,我去告诉你父亲,我现在就去。
　　陈芳走了,依弟和瞎子下了一盘,输了,瞎子说,不能跟女孩吵架,近女色,分心,来,五块钱。依弟没带那么多钱。瞎子说,先欠着吧,我们俩谁跟谁呀,再来一盘,说不定你又赢回去了呢。
　　依弟书包里只有书没有钱,有一张照片放在夹层里,那是妈妈的照片。妈妈长得非常好看,只有十几岁的样子,就像他的姐姐一样。依弟记得妈妈死前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没有那么匆忙,爸爸脾气也没这么大,妈妈整天在家里弹琴,教一些学生。没学生的时候,妈妈也弹琴。依弟那时还没上学,不用背那么重的书包,可以在院子底下到处玩,只要妈妈的琴声、就是那一支他熟悉的曲子从窗户飘出来,他就知道该回家了。
　　妈妈教给他一首歌,有一句说,山那边有没有住着神仙……他总是用这句话问妈妈,也问爸爸。爸爸的回答很干脆:没有。妈妈总是微笑着说,等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一年后,妈妈突然就病了,住进了医院。刚好这一年,他上学了。妈妈离开了家,钢琴用布蒙起来了,房间里死寂一片。依弟上学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背上了沉重的书包,再也没有时间玩了,每天晚上的作业都做不完。妈妈在医院里住下后,好像不想回来似的,她变得越来越黄,越来越瘦,像一片叶子离开了树干,在风中飘着,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依弟去看她,妈妈总是笑着看他,说他的红头发在变黑了。
　　依弟说,他们班上有一个叫李井的,每天被老师骂,考试得倒数第一,还打人,背书总也背不会,还把“巧”念成“绞”,大家都叫他人渣,渣滓。
　　妈妈说,这世界上没有人渣,妈妈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依弟说,他不听老师的话。
　　妈妈说,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依弟说,他是我们班考得最差的一个。
　　妈妈说,这只是暂时的。
　　依弟又说,那干嘛班上人人都说他坏蛋。
　　妈妈说,他肯定有非常好的地方,你们没有发现罢了。
　　依弟想了想,说,他还打人呢!
　　妈妈说,他做的他不知道,有一天他总会知道,会羞愧,自然就不会打人了,人是会变的。
　　依弟说,妈妈,那么说连这样的人都是好人罗?
　　妈妈笑着说,你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依弟说,你跟老师讲得不一样的。
　　妈妈握住他的手,说,妈妈最希望的是回家弹琴给你听,可是现在还回不了,所以妈妈也应该安心呆着。
　　依弟问,医院里不舒服么?
　　妈妈说,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只要心里舒服,哪里应该都是一样的。
　　依弟说,可是你不能弹琴了。
　　妈妈说,我能回想以前弹过的曲子,现在,它们正一首一首在妈妈脑子里放出来。
　　一年后,妈妈死了。她躺在玻璃棺里,身上穿得很多,裹得牢牢的。很像依弟看过的埃及王后的图片。送葬的时候,依弟想,妈妈一定是到山那边去了,她准是跟神仙住在一起,要不为什么她死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那么安详呢。
　　可是爸爸就不同,他趴在妈妈的玻璃棺上大哭大喊,鼻涕流出来。他呼天抢地的样子让依弟感到害怕,觉得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妈妈一定不会喜欢他这样哭的。依弟想,爸爸在吵她,她一准会回想起弹过的琴声,这样就听不见他的哭闹了。
　　依弟看见爸爸哭闹的样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人,就像妈妈的儿子。因为人长大了就不再哭的。
　　妈妈的死是一个标志,自从妈妈死后,爸爸渐渐变了,变得越来越暴躁,他整天皱着眉头,脸上没有笑容,嘴角下撇,总像要哭似的。依弟放了学怕回家,就在广场闲逛。依弟在广场上可以走出很远,可是广场上除了人还是人,没有山,更看不见山那边有没有神仙。
　　有一天,依弟走累了,又回到广场的红墙脚下,他不想走了。他突然想起了妈妈,有点想流泪。这时,有一个瞎子对他招呼了声:喂,下棋吗?赢一盘五块钱。
　　依弟坐了下来。瞎子说,我看你在这里转悠五天了,你在找什么。
　　依弟不好意思说他在找妈妈,就说他在找山那边的神仙。瞎子听了大笑起来,说,我也在找神仙,我找了十年,比你更久,你看,找得一只眼睛都瞎了,后来累了,找神仙的人后来都会找得很累,有些人就不找了,有些人再找就找死了。我呢,既不想死,也不想放弃,就在这里摆了个棋摊,在棋里找,这样又可以找神仙又可以赚钱吃饭,怎么样?你也找一找?五块钱。
　　依弟说,我会下象棋,这里找不到神仙。
　　瞎子把一个卒子推过河:山那边就是河那边,河这边的人不知道河那边的事,你一过河就全明白了。
　　依弟和瞎子下了一盘,依弟赢了。
　　黄连又从家里冲了出来,他向邻居借了辆破车,骑到广场来找依弟。回家后他到处找儿子,可是连个鬼影也没见到。他突然想到了广场,他好像看见儿子站在广场的某个角落,手里端着一张他妈妈的遗像。这种联想实在糟糕,黄连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象。
　　妻子生前在附小当音乐老师,他们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那架钢琴。不过,妻子也用这架琴招了不少学生,补贴了家用。妻子的性格是极其安静的那种,整天除了弹琴还是弹琴。妻子生病那年,家中的经济一下子塌了,妻子不但不能教琴赚钱了,治病还得花钱。黄连一下子变得茫然无措。妻子在病中不允许黄连为她用贵的药,她相信命。所以她到死都很快乐,恐惧的是黄连,他握着妻子的手,问,你就这样走啦?
　　妻子已近弥留,但头脑很清醒,她笑着说,那还能怎么着?
　　黄连哭了。妻子叫他不要哭。黄连问她还有什么话?妻子摇了摇头。黄连说,你就这么不怕死?也不对孩子说两句。
　　妻子笑着说,我很知足,所以没什么可说的。
　　黄连苦着脸说,你走了,我和依弟怎么办?
　　妻子说,你不要老逼他做作业,让他玩,孩子嘛。
　　黄连说,这就是你要说的话?
　　高烧又上来了,妻子闭上眼睛:别的话改天再说吧,我有点不舒服。
　　这就是妻子最后一句话,她的死好像推开另一扇门,十分平常。夜里两点之后,她开始张嘴喘气,没再说过话,血压三十到五十,黄连摸她的脉搏还很有力,三点十分左右,她渐渐安静下来了。她不再喘气。后来身子慢慢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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