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独语天涯
作者：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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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妃格念尔,我心目中最高贵、最美丽的俄罗斯女性。你出身贵族家庭,才貌非凡,本可享受人世奢华,却偏偏同情穷人、投身革命而坐牢二十年。你在自传《俄罗斯的暗夜》中说:“孤独与宁静使人心神专注,更能倾听过去的诉说。”人类精神宝库中最丰富的部分,不是今天的诉说,而是过去的诉说,是从苏格拉底、荷马开始的伟大死者们的诉说,这些精神战士的诉说镌刻在书本上。书本没有声响。书海是一片大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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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听到了“过去的声音”,听到了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诉说;听到了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诉说;听到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他们的诉说是那样冗长而深奥,我常常站在他们的门外。这回,孤独与宁静把我带进门里,我终于领略了他们的诉说。《尤利西斯》的门坎,连福克纳都觉得难以踏进,但他踏进了。他说:“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孤独、宁静、至诚,这三者把我的心扉打开了,过去一切最深邃的独白与对语汩汩地流入我的血脉,多么美妙多么迷人的过去的诉说呵,可惜我倾听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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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格念尔,当沙皇的王冠落地,当你所献身的目标像东方日出,当人们都沉醉于革命的狂欢节之中,你还喜欢孤独与宁静吗?宁静与孤独是逍遥之罪吗?你会为狂欢节中的孤独者与独语者辩护和请命吗?记得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对着狂欢的人群说:个人的生活在这里停止了。真的停止了吗?应当停止吗?革命注定要抹掉个人生活与独自行吟的权利吗?能回答我吗?诗一样美丽的革命家与悲剧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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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时分,我推开了窗户。窗外除了远空中的几颗疏星闪烁之外,全是无。无声、无息、无歌、无曲,千山无语,万籁无音,连长堤那边的公路上也没有喧嚣,没有笛鸣。宁静压倒一切。此刻,我意识到大寂静的浓度。浓得像蜜,像酒。我闻到蜜和酒清冽的香味,并渴望吮啜。于是,我朝向空中伸出双手,然后深深呼吸。我的思想除了需要盐的泡浸之外,还需要蜜和酒的滋润。伟大的、辽阔的北美大地,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意味着黄金,意味着白银,而对于我则意味着这蜜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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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有谁会像我这样迷恋蜜和酒?天底下又有谁在痛饮一片虚无的液汁后又如此迷恋自己的独存独在独思独想独歌独诉独言独语?如果不是被群体的喧嚣所愚弄,如果不是当够了被伟人与群众操纵的布袋木偶,如果不是听够了以阶级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国族的名义发出的慷慨陈词,如果不是看够了用一千副面具一万副面具表演的历史悲剧与闹剧,如果不是连自己也说烦说腻了从一个模式里印出来的话语,我怎能从睡梦中醒来,怎能知道夜半的蜜夜半的酒夜半的大寂静如此清醇,一滴一滴都会激发我生命的自由创造与自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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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远离噪音。我的故家就在深山老林中。小时候,我害怕猛兽,但喜欢听到山谷的虎啸,那一声声雄伟,启蒙了我的孩提时代的豪情。然而,我始终讨厌蚊子的嗡嗡,这种噪音真会伤害人的灵魂。我少年时的浮躁,显然是蚊子激发的。叔本华认为思想者最好是个聋子。他厌恶噪音,以至埋怨造物主造出人的耳朵必须始终竖着始终开放着是个极大的缺陷。如果耳朵可以自由开翕,随时可以关闭,生活一定会美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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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上帝担心人们沉醉于寂静安宁的生活,不思进取,才制造出撒旦来激活人的热情。可是,我明明看到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它们无须魔鬼的刺激也天天放射光明。上帝何尝不是孤独的。只有魔鬼才喜欢吵吵闹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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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但是我的故乡与周作人的那种“自己的园地”不同。我不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篱笆,然后躲在篱笆里谈龙说虎,饮茶自醉,顾影自怜。我只是在家园里独自沉思,而思索的根须却伸向大地的底层与心脏,每一根须都连着时代的大欢乐与大苦闷,也连着乡村、城市、大道、监狱和广场。我的园地封闭着又敞开着,孤立着又漂泊着,躲藏着又屹立着。这不是风雪可以吹倒的茅棚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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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人群熙熙攘攘,但无处可以倾诉。正如四周都是海,但没有水喝。处于人群中的思想者就是处于沧海中的孤岛。思想者的人生状态注定是孤岛状态,能在孤岛上翘首相望,作歌相和,便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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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独自耕耘,远离人群的目光。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我爱人类,但不爱人群。”我的心与爱默生相通。人类整体是真实的,每一个体也是真实的,但一团一团人群的真实却值得怀疑。
人群是什么?人群就是“戏剧的看客”(鲁迅语),天才的刺客,人血馒头的食客,寡妇门前挤眉弄眼的论客;就是今天需要你时把你捧为偶像的喧嚣,明天不需要你时把你踩在脚下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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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不认识梵高。此时他的画价创下世界纪录,可是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售出的场合是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画展”上。他创作了八百幅油画和七百件素描,可是个人画展是他死后两年才举办的。
人群把活着的梵高视为疯子,把死后的梵高视为神。真的梵高活着时只能对着天空与画布倾吐,死后只能在向日葵绰约的花影下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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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如火的中午,一群黑鸟自远处飞来,遮住了天空与太阳,然后飞进梵高的眼里。这之后,他完成了最后一幅画:《麦田上空的鸟鸦》。第二天,他仰望无底的苍穹,用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抠动扳机,死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离开了苍白、冷漠、与美隔绝的人间。
给天才送行的只有烈日、云影和麦地上轻拂的风,之后还有他的七个亲人和友人。梵高的死与群众无关,正如他的存在和不朽不灭的图画与群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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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死于人群的愚昧。在三十人少数专政时期,他被禁止讲学;在民主时期,他被判处死刑。当时的审判官有意释放他,可是情绪激愤的群众,却要利用选举权把他处死。人群乃是情绪的傀儡。寡头专政是可怕的,民主名义下的群众专政也是可怕的。群众常常践踏天才与处死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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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不属于任何组织和集团,只坚信雅典城传统的法律概念。他只和个人交谈,视个人为绝对的、批判任何事物的生命存在。苏格拉底是人类早期最卓越的独语者。他的语言不是集团的语音,他从来不是集团的代言人,也不是大众的代言人。可见,世界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个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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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活在事物深处。它不是闹哄哄的集体眼睛可发现得了的。它需要个人的眼睛去体察、去发觉,所以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群众虽然占有多数,但未必占有真理。雨果曾经大声地叫道:“站在多数一边随大流?宁肯违背良心受人操纵?决不!”(引自《雨果传》第43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这是天才的拒绝。知识分子拒绝群众比拒绝政权还难,所以许多知识分子都是民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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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矮人群里而要求得安全,就必须自己也是矮人。或者屈膝跪下,显得比矮人还低;或者低下头去,眼睛只看自己的脚趾,这才平安。身上高于矮人的部分都是祸根,如果高出整整一个头颅,脖子可能会被砍断。然而,必须有敢于不怕削去头颅的大汉在社会中站立着,社会才有活力和境界。有人批评过日本,说它是一个没有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希腊,但是,近代的日本出现了福泽喻吉、伊藤博文、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日本人应当可以反驳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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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诗吟: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普希金爱俄罗斯人民,但不爱一团一团的人群,也不奢望人群会听懂他的声音,于是,他又说:“在冷漠的人群面前/我说着/一种自由的真理的语言。/但是对凡庸愚昧的人群来说/可贵的心声却可笑到极点。”
人群的评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贵的心声。
如果死亡不能把我从宇宙中赶走,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留下了未曾背叛自己的真实的个人的声音,和统一的声音不同的声音,从强大的集体声浪中跳出并存活下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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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写作《爱因斯坦礼赞》时,笔下情思汹涌,仿佛有神灵在摇撼我的身体与灵魂。爱因斯坦就是神灵的使者,他到地球上告诉人类许多真理,还告诉我一个真理: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人到世上,是尘埃的偶然落定,生命终结,即尘埃飘走。
爱因斯坦给我一种眼光:从宇宙深处看人的极境眼光,从无穷远方观察自身的庄子式的“齐物”眼光。这是伟大的人文相对论。这种眼光使我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使我心志昂扬但又摆脱人间自大的疯人院。
刘再复,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人论二十五种》、《性格组合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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