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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中国领空的等待

作者:王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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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合作,一波三折
  
  1996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飞机中,100座级占22.5%,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占58.4%。倘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研制能力的突破,有可能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民用飞机制造也足以登堂入室,有得一搏了。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八十年代中,放弃自制运-10后,航空部展开了通过国际合作、雄心勃勃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干线大飞机的能力。
  “三步走”的第一步,取得了令人神往的成功。当时,麦道在民用大飞机制造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与中国真诚合作,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免费向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据说市场价值3000万美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了水平安定面、襟翼和6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五架;接着,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全面展开。麦道的真诚打开了中国市场。到1996年,麦道卖给中国39架飞机,远远超过空中客车。
  麦道在中国的成功,迫使空中客车“真诚”参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第二步”。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和激烈竞争,在1998~2017年2000架100座级飞机市场预测的基础上,1996年,空中客车亚洲公司(AIA,占39%)、新加坡科技(STPL,占15%)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占46%)正式签约,初步预算投资17亿美元,在中国联合研制AE-100,2003年开始供货。整个项目计划生产1000架100座级支线飞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承担51%的制造工作量,包括生产机翼、机身和总装。这份合同,与我们2010年自主设计制造180座级干线飞机的时间表,完全匹配。
  不曾想,就在签约的1996年年底,风云突变,波音兼并麦道。接着,1997年4月,波音宣布从1999年年中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得热火朝天的MD-90机型。当时,按照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已经全部采购入库。按当时价值三千多万美元一架,入库的原材料价值当在5亿美元。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出现,20架MD-90马上窝在手里卖不出去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好说歹说,在国内卖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现代化厂房、购置的现代化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刻陷于闲置状态。麦道项目一结束,刚签了约的空中客车马上毁约——AE-100不干了。
  波音始终相信,未来80%的空中旅行距离在五百英里以内,这是中、短程100座级支线飞机的需求基础。1998年9月初,106座的波音-717升空首飞,得到50架订货,完全是重新命名的MD-95(MD-90的改进型)。不同的是,大量零部件由日本和南韩转包生产。紧接着,9月7日,在英国Farnborough国际航空展上,空中客车正式宣布投资5亿美元,研制自己的107座支线飞机——A318,居然已经得到109架“肯定订货”,完全足够启动生产。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在1999年6月的巴黎国际航展上,部分亚洲国家受金融风波影响而减少大飞机的订货,100座级支线飞机已然成为新的需求亮点。
  1998年以前,波音和空中客车都没有生产100座级支线飞机。如今,两家寡头同时上100座飞机,同时取消的都是与中国的合作。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价说:“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她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者的计划遭到怀疑。”从1985年到1998年,中国航空工业雄心勃勃的“三步走”计划奋斗了十几年,突然遭到波音和空中客车左右开弓的致命打击,顷刻间土崩瓦解。
  
  国际转包能“包”出大飞机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出不少转包生产。上飞为波音生产部分尾翼,西飞为波音生产部分尾翼,成飞为波音、麦道生产部分机头,沈飞也为波音生产部分尾翼,还有仓门、部分机翼、涡轮盘、叶片、泵和阀门、仪器、雷达等等。转包量由小到大,技术层次由低级到高级。到1995年,累计转包合同15亿美元,估计占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民机销售收入的1/3以上。自己和自己比,利润、技术、管理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为了安慰中国的“三步走”计划,取消MD-80/90的波音和取消AE-100的空中客车,分别表示愿意将部分波音-717和部分A318的零部件转包到中国生产(还要接着向中国卖飞机呢)。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不包白不包,总比没活干强。问题是,通过国际转包零部件,能“包”出中国自己生产大飞机的能力来吗?
  日本是国际航空转包生产大国,转包合同每年约一百亿美元。南韩仅大宇航空工业制造公司一家企业,每年国际转包合同超过6亿美元。1998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国际转包收入只有1亿美元。日本和南韩曾经多次尝试上自己的大飞机,至今没有成功。除了技术实力等因素外,主要还是没有争夺市场份额的实力,无法平衡巨额研究开发和生产的费用。
  波音-747有600万个零部件。多年来,波音6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国际转包生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没有长出一个新波音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波音的重要干部和技术人员都经过最严格的政治审查。波音在多年转包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技术诀窍,就是将尽可能多的零部件转包出去以降低成本,但决不会培养出一个可以卡住自己脖子的竞争对手来。不难想象,在转包生产量仅为日本1%的条件下,把中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转包上,是一条多么遥远和艰难的道路。
  
  值得反思的战略产业发展战略
  
  波音、空中客车的发展,压根不是单纯唯利是图的企业行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振兴,决不是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家企业的责任,需要国家研究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三步走”计划无法继续的今天,放弃100座级民机生产,让军机只靠政府订货发展,是很难作出的决策。
  首先,军机完全靠政府财政吃饭的前景并不乐观。改革开放以来,军工生产呈下降趋势。据西方分析家估计,中国军用航空产品产出,1983年为110亿元,1992年33亿元(1992年价格),1996年只有24亿元(现价)。1974年,中国共生产军用飞机540架,八十年代初200架左右,九十年代中降到80架左右。
  其次,从供给能力角度看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集聚和积累了造大飞机的一定能力和人才;运-10的研制、MD-80/90的合作,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100座级喷气式客机并非高不可攀。1969年,巴西建立Embraer;在广泛国际合作的基础上,1996年造出37座的喷气客机ERJ-135;1999年,仅仅三年时间,就形成了ERJ-145(50座)、ERJ-170(70座)和ERJ-190(108座)的系列。1999年,包括10个国家17家航空公司对ERJ-145的“肯定订货”高达248架,表示“优先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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