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电影人的立场

作者：尹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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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没有比电影更工业化的艺术了——然而它仍然是一种艺术，而且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艺术。电影工作者因此拥有艺术家的自由，也因此负有多重责任：对观众，对社会，对钱，对剧组的整体劳动，亦对电影艺术本身。方方面面俱到只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甚至经常使
　　我们误入歧途。就像有人对春节联欢晚会抱有幻想无疑是天真的：我们怎能同时满足十二亿人的精神生活。
　　对观众的负责是最为尴尬和敏感的话题，但说到底这是无法以票房的多少为根本依据的。有些片子因为广告的宣传、舆论的影响和政府的导向，很多人去看了，而且不后悔花费了钱与时间，但毕竟看过后就忘怀了；有些片子只有很少的人看了，却留下至深的记忆；更有许多片子，在中国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看，焉知人们不能接受。从未有过面向大众的影院放映过伯格曼、安东尼奥尼或侯孝贤的影片，也没有介绍过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伍迪·艾伦。
　　与之相反，影视界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全世界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影片。尽管拍电影的人越来越明白拍电影可以有多种方式，相当一部分看电影的人却还未习惯以不同的方式看电影，在美学和文化修养上还不具备相应的欣赏和评判能力。这种能力不会与生俱来，只有在一种宽松的、欢迎不同声音、充满好奇心的文化氛围下，它才可不断地积累与提高。即使发行商考虑的只是商业时效，国家却有责任创办、或鼓励民间创办面向大众开放的电影资料馆，不管是以胶片还是录像带的形式。这类设施提供的是选择的可能性。只听过流行歌曲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否会喜欢摇滚或古典音乐，如果他有全面了解的机会，他会作出选择：或许决定今后只听流行音乐，或许也买上几盘古典音乐的光碟。
　　巴黎许多影院放映旧影片、实验性作品和纪录片，很多片子并没有名气，拷贝也很旧了，然而总会有观众。一家影院每周日放映弗兰茨·朗格的《大宗主国》，这部电影美学上的经典之作在当年遭到商业上的惨败，八十年后在异国他乡的周日午后，每场爆满，更有人牵着十来岁的孩子来看，而孩子是将来电影的支持者。另一家影院长年举办布莱松、帕索里尼和法斯宾德的电影节，有时座位满了，有时只有几个人。然而只要有人看，他们的影片便保持着与观众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超越了时空。
　　 并不想在此讨论量与质的问题——许多时候量的力量更为强大——但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导演，他应该认识到他所能肩负的责任，在不可兼顾时懂得选择，并且勇于承认其电影的立场。
　　 立场是曾令我们心惊的字眼，然而这里并非要分什么好的立场坏的立场，但却有质疑和关怀的立场，中庸和维护的立场，回避和逃离的立场，自恋和自私的立场。电影人是否带着问题与关爱去做电影，是一种根本的态度。
　　 去年一位法国导演在日本拍了一部叫《东京眼睛》(直译)的片子，讲述一个少年连续持枪杀人的故事。这本是一部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电影，但是导演却没有带着问题去拍，也没有贴近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灵。除了少年在东京街头无端的奔跑和少女美丽的脸，我不再记得什么。感觉的只是：青少年在犯罪，社会肯定有责任，但责任在哪儿?少年的个性在哪儿?导演的切入点在哪儿?影片究竟要说什么?如果导演对某一主题(例如青少年犯罪)没有看法和立场，也没有自问为什么要拍这个题目，那么他与观众其实无话可说。
　　 同年哈萨克年轻导演欧米尔巴夫的《职业杀手》(直译)一片则流露出对小人物的深刻同情，对哈萨克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道德的反思。影片讲述了一个失业者被迫杀人，又被人杀的故事。哈萨克与俄国等转型国家的社会状态相似，逼迫无辜者杀人的社会是道德混乱的社会，没有标准的社会，只有主动为利益杀人者和被动为利益杀人者之分。这种分别有实质性的不同吗?这种分别的界线是否会愈加模糊?人性的因素和社会影响的因素各占有多少成分?虽然电影不能救世，但欧米尔巴夫毕竟发出了警世的声音；他在恳请哈萨克人民一起思考。对于一个电影导演，影片就是他表明态度的方式。就像谢飞的《本命年》和贾樟柯的《小武》。
　　电影自然是有种类之分的。观众也需要不同的电影。在此强调社会电影，实在是因为真正提出社会问题的电影太少之故，更因为众多拍摄社会题材的影片，着重于人物的悲欢离合，并没有研究人的行为与其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
　　 并非只有社会题材的电影才可表现这种关系。对人与他人，与所处的社会空间与时间之间关系的探索、疑问和反思往往是艺术家构思的源泉。塔可夫斯基的《乡愁》一片讲述了一位苏联诗人在意大利的境遇。角色有一位诗人(身份有一定特殊性的人)，一个“疯子”(世人给予的称呼)，一个女人(美丽而身份不明)。诗人来意大利搜集素材，然而只有疯子的癔语才对他有所吸引。疯子请诗人答应一件事：持一根蜡烛从一方泥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火苗不能熄灭，称这就是拯救社会的途径。
　　 疯子去参加政治示威，并决定在一雕塑上方自焚。计划中点火的同时播放贝多芬雄壮的交响曲。一切就绪后，别人递来打火机，火机却是坏的，打不着火；录音机也出了毛病，交响曲走调走得可笑。疯子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身行为的怀疑。然而别人终于找到一个好打火机，又递给他，音乐也不再走调。疯子无法再推脱，点火自焚。
　　 诗人决定实现诺言。影片的结尾便描述了实现的过程。天色阴沉，在泥地中的诗人，点燃蜡烛，开始走，走到一小半儿时风吹灭了火苗。回到原地重来，火苗在风中颤栗，诗人小心翼翼用手掌护在前方，艰难地走了一大半路，即将到达时又被风吹灭。再次回到原地。重新点火，上路，一步步向前走，好几次风险些又吹灭了火。然而这一次，诗人带着他手中燃烧的火苗，终于到达了终点。
　　 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剪辑，我们感受的时间是诗人这一行为持续的真实时间，我们由此同他一起进行内心的体验。一个看似神圣的政治行为——为抗议政府而自焚——变得荒诞可笑；一个看似荒诞可笑的预言——谁能相信这十分钟的举着火行走便能拯救世界——却变得神圣崇高。这便是塔可夫斯基作为人、作为艺术家的立场：在深刻的怀疑中肯定信念的存在，在悲观主义的追问和思辩的同时，依然去爱与关怀。
　　
　　尹丽川，剧作家，现居北京。曾拍过两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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