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70,创建于2011-3-26*/ var cpro_id = 'u424256';

首页 -> 1999年第6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字体: 【


  自由左派与中国的改革
  
  香港大学最近举办了“今后十年的中国”研讨会。该会就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重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虽然与会者各有阐述,各有独到见解,却可以体察一个没有言明的主题,即:中国今后十年的改革必需顾及社会的整体发展。而在意识形态上与这种反省相呼应的,则是中国自由左派的兴起,强调在中国批判西方“新右派”的“市场暴政”,重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当今西方的“第三条道路”。反映到国际层面的思考,更有人提出应当重新检讨中国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利弊,寻找另类选择。
  具有内地背景的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王绍光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改革策略的分别在于前者的结果是零和游戏,即,一些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另一些人贫穷上的。而中国改革到八三年左右,基本是全赢局面,即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在改革中受益,因而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从八七、八八年开始,改革的方向开始倾向零和游戏,九三、九四年后,大面积城镇人口收入下降,从而削弱了进一步改革的基础,其中一个明显表现是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可见社会的贫富不均不断恶化。
  王指出,贫富不均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阶层差别。而这种不均的结果是,一方面很多地方的社会道义荡然无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贫穷使得消费欲望低迷。目前的医疗改革、房屋改革、养老政策的转变、教育改革无一不是要求市民自我承担,从而无法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启动经济的政策。
  王认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改革应该从强调效率、增长,转向强调参与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公平的增长。他认为,不久前对低收入人士的补贴,及刚刚公布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都有迹象表示国家在向积极的方面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里所牵涉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改革曾在流行的古典自由经济的框架中进行,而现在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观念,用新的观念来勾勒新的社会现实。而这个任务,似乎成了自由左派自视当仁不让的责任。
  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则认为,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自由派阵营到九十年代的分裂(一为自由左派,一为自由右派),反映了九十年代改革下中国社会的分化。他说,事实上自由左派在经济、社会领域是继承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工党社会主义传统,与当今西方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相呼应;自由右派则基本秉承里根、撒切尔以来的保守主义路向,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市场暴政”。因此目前有人将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对衡称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模糊了争论的实质。
  甘阳指出自由左派有三点主张:一,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确保国家能力,以保障国家对基本社会福利的承担;二,强调经济民主,即,企业与社会都应着眼于所有利益相关者,而非像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强调股东利益;三,批判西方中心论。
  这些分析与主张,受到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的挑战。陈认为王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分析,沿用流行的对中国改革的认知,忽略了中国自四九年以来就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良的事实(包括大跃进);而甘阳对自由左派的阐述似乎未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因此自由有余而左倾不足。
  陈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目前正进入第二个周期的末端,动荡与纷争将随着而来。中国以稳定、自守为本的策略或可避免置身冲突矛盾之中。虽然此举或许会影响现在享受的贸易顺差,但基于本身巨大的内部市场,贸易上的损失仍可化解。
  陈认为中国经济的壮大必激发美国对任何一国坐大的戒心,它将加紧与日本、台湾的军事联合,以牵制中国。假如双方军事紧张延及军事备战,甚至战争,那么,资源的挪用、浪费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个可以说,是中国进退国际社会间的考验。
  (潘洁)
  
  哈贝马斯的主战论
  
  北约轰炸南联盟,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政治危机,也使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分化,法国
  的布尔迪厄等人明确表示反对轰炸并发表联名公开信,德国的哈贝马斯却在法国的知识分
  子刊物《Le Monde Des Debates》上发表文章,支持“主战论”。
  哈贝马斯文章的标题是《从人民权利到世界公民权利》,文章大致内容是认为对人权的讨论层次,
  不应局限于一个主权国家里的人民权利,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和发展,有必要提升到世界公民
  权利的讨论,而国际法也应对此作出相应的配合。哈贝马斯还在文章中指出国际法在捍卫人
  权方面的不足,并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患感冒”,其保护人权的能力受到限制。
  哈贝马斯表示:世界公民权利如要在没有武力强制下得到实现,除非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发挥更有效的权力,而国际仲裁处亦可得到有关的正式审裁权,世界公民的概念才会获得落实,不然,世界公民的人权便难以通过制度而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与道德的界线变得模湖不清,就如这次科索沃事件一样。
  哈贝马斯还引用同门师兄弟Hans Kelsen就有关国际法中人权监察权力的哲学讨论,提议建
  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国际法律,跳出人们对法律的传统认识,即如圣经十诫里只教人最基本的不
  应该做什么,转而在此之上,更要包括教人应该做什么,以巩固人类之间的道德团结,达
  致世界和平。那么,究竟谁来充当世界警察与世界判官,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联合国和现行
  国际法的不足,应承认美国作为人权的先驱者,加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实力,可以
  毫无疑问地担当执行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最后,哈贝马斯谈到欧洲,他说,当美国扮演维系现行秩序这一具有霸权色彩的确保人时,
  无论她是基于捍卫人权的决心,或出于尊重其政治价值的传统,这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
  ,对于欧洲人而言,却有必要在目前充满纷争的不稳定过渡时期,在从经典的霸权政策走向一
  个全新的世界公民权利这一过程中,渡过被视为学徒的阶段,最终要成为主人之一。
  (梁明)
  
  “一国两网”有利国家安全
  
  一篇署名“小峦”的网上文章呼吁:应该在我国建立“一国两网”。
  该文指出1999年4月31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条消息透露,美国总统批准了一项由中情局利用电
  脑黑客通过入侵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及其他领导人的外国银行户口来颠覆他们的“绝密计
  划”;5月2日,许杏虎烈士的战地日记记载了一条令我国信息产业界人士震惊的信息,“西
  方威胁要切断南斯拉夫进入因特网的入口”。“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产物——因特网同样可
  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今年3月,从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分别传出消息,他们的一“硬”一“软”高科技产品奔腾Ⅲ和Windows98均暗藏了“机关”,可以任由他们悄悄地窃取网上客户的保密资料。
  该文认为:当我们尚沉浸在因特网接入中国后带来的历史喜悦,陶醉于中国“信息高速公路”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时,上述消息像“炸弹”震醒了我们:因特网完全可能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工具!在未来的国际网络战中,他们可以采取切断因特网的入口,中断你与国外的联系
  造成你的网络瘫痪;可以利用垄断性电脑网络中的“逻辑炸弹”,“病毒程序”,摧毁由电
  脑网络控制的军事、经济系统;可以利用垄断的硬件、软件技术偷窃军事、经济、行政机密,让你把一切秘密悄悄地告诉他。如果我国的行政、经济、教育、科技信息系统全都依附于因特网来建立,势必给国家安全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

http://www.520yuwen.com 提供 免费书籍报纸阅读。
var _bdhmProtocol = (("https:" == document.location.protocol) ? " https://" : " http://"); document.write(unescape("%3Cscript src='" + _bdhmProtocol + "hm.baidu.com/h.js%3Fa510abf00d75925ab4d2c11e0e8d89a4' type='text/javascript'%3E%3C/script%3E"));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