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作者：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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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与收敛的一个敏感性话题。
儒学从根本上反对抓住现世尽情享受，当然是极不让人愉快的。但它能够让我们的世界持续发展。
过度消耗，不计后果的竞争，对技术的膜拜，对商业规则的绝对服从，恰恰与儒学的要义相抵触。
今天，由于我们的作家们极其害怕沾带保守因子，急于加入世界性的对话，也就只能附在长长的物质主义啦啦队的末尾。
禁欲或纵欲，禁锢或开放，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思维总在两极里碰撞。结果是，我们舍弃中庸学说，贬低不偏不倚和无过不及，完全不能进入它的辩证法的核心。子思解释中庸时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这倒也的确是对付匆忙旋转的现代世界的良策。可怕的封建宗法势力对儒学的遮蔽和改造、嫁接与阉割，将与之对抗的知识体系纳入其中的全部过程，真像是一个可恶而高妙的故事。可悲的是至少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个故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物质和技术主义者对这个世界丧失了诗性的理解。他们使用的数字逻辑生硬而冷酷地割裂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完整的世界。这里面没有了儒学所提倡的“诗书礼乐”，当然也不会尊诗为经。能够诗意地、真正积极地面向这个世界，正是儒学最深刻的方面。
西方文化中置“人”的利益为中心、唯一和首位，分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统一性，这种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方法恰恰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而儒学的“天人合一”突出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时下的物质主义者把一切能够稍稍进入事物的复杂性、辩证性的思维方法，一概斥之为陈词滥调。他们正是通过最为通俗和迫近的物欲享受的切口，去拆毁世纪末人类的理性思维。
竞争与发展的极限
现代竞争谋求和导致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往往会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无止境的物欲引起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双重崩溃；二是物质相对盈足之后的阶段性沮丧。极限状态的频繁出现，说到底只是精神颓败的结果。这就势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这场循环中，文学与物欲世界甚至不是一种合谋关系，而是一种可耻的、不体面的跟从关系。
在现代，“发展”越来越成为“竞争”的同义语。所谓的“共同发展”只是一纸不能兑现的支票。还有，“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蕴含了许多问题。现代化不应有统一和固定的标准，现代化的内容只应成为一个民族心中的向往。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代化，关于它的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讨论它与平民的关系。现代化如果不能令大多数人受惠，那么它也只能是权力和财富借以转移的又一种口实。这在一个民族的内部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与国家间也是如此。强盛的民族往往不仅是现代化的率先倡行者，而且还会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会让经济和文化都很弱小的民族自觉地接受自己的游戏规则：规则既定，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能否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回避不测，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巩固自我的道德伦理优势，培植和强化自己的个性，就会成为现代狂涛中不沉的岛屿。文化的繁生性曾经使一个民族丰腴起来，最终也就能够挽救和改写一个民族衰变的历史。现代化运动的盲目跟进，一旦失去了精神的支持，发展的极限化状态就会频仍发生，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懊丧。
对于时尚和潮流、物质主义，精神如果失去了对抗性也就不成其为精神。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今天已不能与富人和某些特别阶层一起做一场新的游戏了。在这场说到底是他人的“发展”运动中，我们只有回到质疑的立场。面对越来越多的灌输和许诺，比如用丰盈的物质来解决一切的思想与结论，必须予以揭露。丰盈是他们的丰盈，时间是他们的时间。他们需要的是赢得和保持一段宝贵时间的氛围：足够昏乱与迷狂，足够的热度。
这种氛围的形成，需要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参与：参与制造或至少是认可这种发泄和纵欲的文化。
这期间的现代传媒扮演了最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基本上在追随西方主流话语，支持一场物质的狂欢，传达特权阶层的志趣，跟踪他们的兴奋点。平民在五颜六色的网与屏面前先是麻醉，然后是沮丧和绝望。它反复告诉大多数人的不过是：那枚永远吃不到的果子究竟有多么甜。
正是由于现代传媒的通俗性，它才可以无限止地扩张。通俗性常常是对理性最好的覆盖手段。通俗性具有模糊和笼罩的特征，这正是它与特权集团结合的重要条件。
不仅是文学的出路
当代文学的精神重心既已偏移，它的表达也就只能走向末路：追求粗鄙，裸露和发泄，绝望和无聊，千篇一律的油滑，失去善意的嘲讽，不一而足。也只有这样，才与它的世纪性内容相匹配。
它的从未存在的道德根据，就是有人一度言称的对于极左和禁锢主义的“解构”。但实际上“文革”时代以及与之相联的某种传统，骨子里就是一种粗鄙和裸露。至美至深的诗意被丑化，并简略成低劣的口号，结果只能是粗鄙直登庙堂。胸无点墨者手著雄文，信口雌黄者气势炎炎。那种毫无遮掩的势利与献媚，也真是足够裸露。这就是另一个时代的时髦。作为一种传统，它现在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态得到了延续，进入了世纪末的文化格局。
卑贱者既不一定高贵也不一定聪明。如果势与焰能够改变卑贱的本质，那么高贵也就毫不足惜了。高贵当然不必取决于一般意义上的血脉，但她的确要取决于一种精神上的血脉。
封建与极左专制对于思想的粗暴威锐外在，而商业经济之流的淹没却是一次从内到外的浸渍和涤荡。所以今天的艺术对于物质主义的唱和，对于放纵和发泄的推动，元节制地剔除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内容，必会走向一种更为可悲的时代性依附。
我们所说的个性，是对应时代和思潮、世界和民族而言；我们所说的想象，是指超越时尚和体制的能力。“全球一体化”最终意味和包含了什么?如果它越来越笼罩了审美、覆盖了想象，甚至取代了传统，肆无忌惮地溢出应有的疆界，摧毁和破坏不同的文明，那么结局就只能是一场灾难。在完美的未来世界(假若她真的存在的话)的综合之中，缺失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也只能塑造出一个畸型。
事实上文学之路与生存之路在今天变得如此的一致，这就是独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我们已经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不能在无头无脑的竞相模仿中快意地死亡。
当代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一味效法。发达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难以挽回地毁坏了环境；而它的文化正在刺激而不是扼制了消费主义。总之人类没有在西方主流意识的指引下变得更安全和更愉快。所以东方只能寻求和采纳西方最鲜活最有力、充满了生机的部分。这说到底不是个自尊问题，而是个生存问题。
不同文明的融合，即是首先让现实、进而让历史倾听不同的声音。面对滚滚的现代化西方化潮流，不妨稍稍回到中庸之道：先是博学，尔后审问，再是慎思，进而明辨，最后笃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诸多关于共同发展的许诺不对了。穷乡僻地和八亿农民，触目惊心的命运，无可回避的现实，这一切正无情地碰碎了一个神话。我们被逼进了一种怪圈，在发展与否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窘境。我们还完全没有过这样困难的选择，于是这种选择更加需要中庸的精神：介乎莽撞与胆怯之间的正是勇敢。原来世纪之交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勇气。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基础。我们现在强化一种声音，以备未来的综合。我们的文学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文明的基础，正像生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如果在拙劣的复制和东施效颦之流中，有人能回到质朴的自己，这也的确需要一种至大的勇气。
作为对应一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她至少不能降至现代传媒的境地，那样将是一次自我取消。的确，古老而永恒的文学在这个世界上，无权像现代传媒那样，做一场毁灭性燃烧的助燃剂。因为文学与现代传媒的出身不同，她应该更有出息。
1999．8．8
1999．11．6于济南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张炜自选集》(四卷)、《九月寓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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