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
作者：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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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在脱离传统
我们很难在此简单地概括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但我们可以大致做个研究，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我们主要是寻找其精神的重心，虽然也必须涉及表达的形式。大约十年前作家提出的“寻根”，就包括了对传统的考查。
中国先秦文学的诗经，诸子散文，楚辞，至为绚丽，是后来难以超越的高峰。一般而言它们执拗地人世，追求理想，倔犟，具有底层性，对物质主义保持距离，并时常呈现出警觉和进攻姿态。
至秦汉，司马迁及王充等文学家基本承续了先秦之风。王充曾有过“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倡议。其间虽有驳杂和分流，但自先秦以来，基本上有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今天，我们为之目眩的文学之珠仿佛仍然触手可及。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史记，唐诗宋词；我们久久仰望的璀灿之星依旧排列如仪：屈原，孔子，庄周，李白，杜甫，司马迁；可更为真实的情形是，这一切已显得十分遥远，正在无可挽回地淡去。文学的宇宙同样在膨胀，其它星系正在脱离我们而去。对于过去，我们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如果有谁愿意掀开帷幕一角，仍会惊讶这几千年来的伟大瞬间，凝视浑身披挂鲜花香草的屈原，在秋风中站立的杜甫，言说北溟的庄周，以及辩理说难的稷下先生——其中有一个叫田巴的人竟能“辩于稷下，日服千人”。是这样的一些人和情景。他们的全部行为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对应自己的时代和世界质疑驳难。这里是那种源于生命的悲悯和忧伤，是大欢欣和大热情。比起孔子一生的木车颠簸，永恒的《论语》也不过是一册微薄的纪念。
回视中国当代文学，发现她正在背离这条道路。作家想象萎缩，情感冷漠，却又能习惯性地嘲讽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急于融进时下的世界潮流。好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必然要作一个精神上的跟从者，好像也只有如此才好理解，才能够被谅解。
其实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大可不必在强势面前表现出精神贫贱的媚顺。
冷静下来可以看到，文学领域很少有哪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自觉地、不约而同地与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比如商品和技术时代的同调相应。作家引用自己的艺术，并且消除了道德与伦理的禁忌，对物欲时势给予合作。他们开始觉得诗以言志为耻，认为嘲弄的时代来到了，彻底清算保守主义和道德家的时代来到了。可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以为自己至少是在继承“五四”之风。“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道理虽然依旧，但“破”的时代已经延续了太久。他们忘记了时代。
脱离传统的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脱离，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其就近背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化与经济的禁锢封闭之后，艺术和思想领域急于冲出积蓄日久的愤懑，进而却在反拨中失去了冷静；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商业流行文化的全境压进，使中国作家丢掉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
作家被技术和商业时代的规则、喧哗和繁荣剥夺了一切。在前所未有的快乐磨损中，没有了审美理想，没有了个性，当然也没有了想象力。以往那种散发着强烈原生气息的独自创作消失殆尽。
作为西方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是现世与享受、发泄与纵欲的文化。飞速发展的科技与精神的萎缩，全面走向现代与彻底摒弃道德，二者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失衡。而中国当代文学在这种世纪末紊乱的文化版图中放弃了判断，盲从了时髦。
实际上禁锢和封闭下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最终的后果都会一样。欲望如水，满溢流泄就会冲决原来的河床；水息了，也并非要落定在原来的河床中。没有亲身经历长期封建和极左的精神扼制，必不会理解那种窒息的痛苦。冲毁迟早都要发生，这是一种必然；但水不仅要漫流，还要开掘自己的河道，灾难性的淹没不应该是水的归宿。
现在则是不问归宿的时代。放纵欲望和尽情享受既可以是现实生活，又可以包含未来的承诺。其实这不过是一场欺骗，是社会肌体走向空虚腐败的一个过程。
禁锢与纵泄是事物的两极。两种状态下都有自己生存的艺术和艺术的生存。我们不会忘记，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有紧随时势的所谓“艺术”。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不过是处于了另一极，不过是有了现在的“艺术”而已。可惜我们没能及时追问，追随“政治”和追随“商品”的艺术，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到底在哪里?它们当然有差异，可它们的距离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吗?
至此，倒不如度量一下它们的共同点：都在迎合一个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都循着社会生活的同一流向，比如都在丧失独立的姿态。
西方流行文化，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给予禁锢初开的中国文化界以致命的影响。中国作家几乎在全无意料的境况下面临了一个数字时代。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而言，他们无意或无力摆脱另一种窒息，挣脱数字与商品之网，而是直接去亲呢这张网。
于是我们走进了一个最现代最蛮荒的世界。诗意的蛮荒，技术的现代。悟想之树开始枯萎，我们不得不去操练另一种语言。
结果是，中国文学距离自己最辉煌的先秦文学的传统越来越远。它不再是自由和自为的，而且越来越虚脱，不再具有强大的孕育功能。
文学的自主和自为，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的资质、体量、蕴含，她的精神和文化的厚度及其贮备。经济的一度贫瘠，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精神的萎靡；相反，只有此刻，她的孕育功能才开始进一步显现。由于其本土性所决定的再生的倔犟，更由于其独立自守的个性品格，她必会在获取自身尊严的同时，引领一个更好的明天。不让人愉快的儒学
这种对传统的脱离，首先是从对儒学长久地、持续不断地疏远和批判开始的。儒学给予中华民族的束缚，它所塑造的畸型，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必须挖掘它的精髓，发现它与整个现代潮流而不仅仅是西方思想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领悟，儒学说到底是收敛的、克制的，它的中庸之道是讲文化辩证法的。
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
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孱弱衰败完全归咎于她的文化之核，那么同时也应该把她全盛和辉煌的历史部分加到一起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长期形成的对儒学的批判，其原因极为复杂。其中有针对一种学术的检讨，也有民众对正统的迁怒，甚至还有流派的偏见；但这当中最为主要的，是混淆了儒学和儒学操作的结果。儒学的庙堂化过程，也是走向符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任何批判都应该包含了梳理，但不幸的是这种持续了一百年的批判越来越走向了批判其操作结果，而不是批判儒学本身。滑稽的是，几十年来耳熟能详的一些儒学批判“话语”，已经与真正的儒学没有了任何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论与学术都需要面对历史的挑剔，都不能享有豁免的特权。但是对于儒学的不恭以至于深恶，并不完全是一种批判活动的大面积蔓延造成的。这里面当有更为深层的人性动因。这就回到了享乐与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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