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
作者：黄 平
字体： 【大 中 小】
活方式的。“发展主义”的悖论，一方面是生活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的部分人已经患有发展的“疲劳综合症”，他们普遍感到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并没有意义，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和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欠发达社会老是发展不起来的苦恼，它们差不多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案都想到了，所有能实施的项目都实施了，却发现“发展”还是那么遥远；或者，虽然GNP和人均收入确有增加，但是大多数人实际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改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反而是下降了；并且，由于在计算投入一产出、成本一效益的时候，每每是把社会成本(诸如安全一信任，福利一保障等等)和环境成本(生态一污染等)排除在外(或者，叫“外部成本”)，在许多地区，普通人实际的生活质量不只是相对地下降了，而且绝对地看也下降了。
19、UNDP《1999年年度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按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60年的30：1上升为1997年的74：1。”同时，拿美国这个“最发达”、“最富裕”的社会来说，20％的人竟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20、“贫困—发展”的二元关系的设定，是与“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都市”二阶段进步论密切相联的。类似的二元结构，还有诸如“政府—市场”、“国家—社会”、“个人—集体”、“国有—私有”，等等。它们都忽略了社会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和在此过程中主体行动者(Agency)与所谓结构之间的交互和渗透。
21、超越二元论，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不要市场而继续由政府大包大揽，不要法制或者有法不依或者无法无天；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要么…”的格式，并试图去寻求别的可能性(Altematives)。在现实上，已经有了第三部门(非正式的部门)和小城镇(地方化的社区)，也出现了管理—服务—信息(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业制造业)行业。这些都不是原来的预设里必然包含的东西，它们是人们反思性地积极卷入到制度—技术创新中去的结果，哪怕只是“未预期的结果”。
22、即使是现实中还没有的东西，也绝不构成不能想象的理由。既然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在话语介入下和对话语的“双重阐释”下被社会地反思地建构起来的，那就不能禁止寻求其他可能性的创新和想象，甚至也包括乌托邦的想象。
23、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而在于：所谓“发展”是在什么话语和模式下展开的?它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按照“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计算，也需要问一句：哪些东西(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等)没有被纳入计算?哪些人(妇女，老人等)没有获得机会或被排除在外了?贫富悬殊、地区差异、阶层—族群冲突等，究竟是通过“发展主义”设计的梯度推进或阶段进展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自然过程”或“技术过程”，还是包含了更深刻的结构性难题和认同性难题?这些难题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良性博弈”或总是按照“帕累托优化”去加以解决或缓解?如果说，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也包括生态的和伦理的，那么，还必须去仔细分析，这些风险是不是被人自己制度性地制造出来的(institutionallymanufactured)?它们是不是与我们的“发展主义”话语有关，在这种话语下，人类总是摆脱不了一个又一个的悖论?
黄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未完成的叙说》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