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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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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主义”，是现代性话语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是唯一的，西欧中心论的。
2、在现代性的话语语境下，“发展”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源自十七世纪以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进步”、“进化”的观念，并且是在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其他地区和社会的援助和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日益成型的一套“战略”和“方案”。在这种“发展主义”的模式内，“发展”当然包括了诸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内容，但是这些“××化”不过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些方面，而现代性本身，却只有一个(the Modernity)；其他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或“××化”)，不过是源自西方的这个现代性的(褒义地说)扩展或者(贬义地说)扩张而已。
3、吊诡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批评“发展主义”，或对现代性带有批判性的理解，也常常是以欧洲的“发展”为蓝本和依据的；即使这些批评和批判看到了欧洲以外的发展，包括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积极的接受、融合、创新，和各种形式的怀疑、抵抗，等等)，也主要是将欧洲作为“发展”的原生形态，欧洲以外的变迁无非是如何受到欧洲的发展模式的影响罢了。
4、换句话说，发展主义所谓的“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在现代性话语语境内，如何以欧洲近三百年的变迁模式为依据，又如何学习、模仿、追踪欧洲模式的过程。
5、比较典型的话语实践，在早期，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脱亚入欧”，以及本世纪前半段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志士仁人“寻求富强”的种种努力。但是真正将“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由国家推动的“赶超战略”和建设规划，并因此使之成为压倒优势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二战以后。那时，一方面是“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复兴的推动作用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援助(包括发达社会派出的专家对国外、各地的设计与顾问)，另一方面是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的“赶超”战略。
6、尽管有许多差别，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发展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经济(以GNP／GDP和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增长和财富(以财政、税收和总产量为标志)的积累，而支撑“发展主义”理念的，是源自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和历史阶段论。
7、线性进步观的关键，不只在于其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认为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演变的“宏大叙事”背后有一条“故事主线”。
8、历史的阶段论，即确信社会的“进步”是按照既定的步骤或阶梯由低向高逐渐演变的，它背后贯穿的“主线”无论是黑格尔式的“逻辑”，还是宏大历史的“线索”，都预设了社会(其实是民族一国家)具有某种内生性或内发性的进步因子，哪怕尽管可能也会有“突发事件”(政变、革命、战争、瘟疫等)一时打乱这条发展的“主线”，但是历史不可能跳跃，更没有什么“断裂”，充其量是延缓了或加快了进步的步伐。
9、这样，才有了关于“传统社会一现代社会”、“农业社会一工业社会”、“礼俗社会一法理社会”、“农村社会一城市社会”的区分，以及如何由前者走向后者的“发展方案”：现代化、工业化、法制化、城市化；也才有了“发达社会”、“发展中社会”、“欠发达社会”，以及“高度发达社会”、“中度发达社会”、“新兴工业社会”的等等类别和概念。
10、只是在“发展主义”的话语框架内，才不仅在理论上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而且也在政策上有了“减贫计划”或扶贫项目。贫困，绝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指标就能测量的“客观事实”，更不只是如何使这种测量更“精确”、更“科学”，而且也是在“发展主义”话语中才有意义才可操作的“难题”。
11、不论这些援助项目设计得多么周密，这些咨询专家工作得多么努力，他们大都怀有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的信念和科学主义的素养，把按照普遍主义和科学主义设计的方案套用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去指导各国各地区各种项目的实施。
12、只是由于在“发展主义”的框架下由发达社会的政府和专家们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社会设计出来的种种方案，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中一再遭受挫折并引发出许多新问题，才又迫使人们去考虑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或者，即使有所发展，也要么是“依附性的”，要么是“破坏性的”，以及怎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和“具有人文意义的”。
13、旧式的“发展”(例如以GNP／GDP为指标的增长)，不仅忽略了诸如环境一生态问题(比如没有把污染的代价计入成本，更没有考虑生物物种的灭绝或生物链的破坏对将来世代的灾难性后果)，人文协调问题(社会成本，如信任、安全、互助与团结等要么不成为问题，要么会随着GNP的增加而迟早会被解决)，而且更是用“排他性的”逻辑来规划发展纲要，结果，有时候反而是GN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有一批人落入了“贫困者”(如失业者)的行列。
14、而且，对“失业者”的统计，本身也常常并不包括那些实际具有劳动能力却制度性地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也就不算“劳动力”或“就业后备军”的社会分子，例如妇女(在家务劳动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之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型内，她们被命名为“家庭妇女”)，或者在押的犯人(如在美国，一旦入狱，就不再在统计上列入“失业者”)。
15、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扶贫项目”中，往往为了增加账面上可计算的收入而严重忽视为增加这些收入而付出的代价(成本)。例如，当“贫困线”被设定以后(通常，设定的标准与其说是技术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为了达到或超过它，就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引进项目，在家庭成员中增加劳动投入，结果，也许是人均收入上去了，但是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
16、更糟糕的局面还有：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也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下降，医药支出也随之增加，最后，那收入上的增量还不足以抵消劳动者的(体力的和现金的)付出，更不用说他们在彼此信任、社区安全等方面的所失，例如由于男性离乡外出(他们成了城市里的新型贫困者)而导致的家庭关系的松散或残缺，再例如乡村社区(包括其服务与互助)的败落。
17、“发展”是无限的吗?有人用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来合法化“发展”的无限性。但是，他们忘记了，欲望实际上是被体制和体制下的机构(例如商业财团)制造和再生产出来的。而“发展”之所以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可利用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在“发展主义”的驱使下，正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春天”。
18、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还有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也有许多资源本来并不算少，所谓“匮乏”，除了保证人类的肉体存在之基本需要外，是相对于社会定义的欲求和特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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