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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普林散文三篇
作者：温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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艽野尘梦
1991年春夏交季的时候我回到北京。这是从1989年到西藏以后第一次回北京。回北京是为了两件事，一是跟前妻协议离婚，买卖不成仁义在，好说好散。二是怀揣着一个革命理想，拍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
在拉萨时，一位学者介绍了一本清末一个驻藏军官的亲历回忆录《艽野尘梦》。学者只说了一个大概就已经叫我激动不已。我迫不及待想回北京找这本书，梦想着把它变成电影。
回到北京没地儿住，一个叫曲肖武的朋友收留了我。曲肖武是北医大的博士研究生，我们无意中认识，一见如故，他在东单正好有一套空房。是他帮助我一起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艽野尘梦》。一看果然飞沙走石，波澜壮阔。
清末进藏军队管带陈渠真，带兵从康区进藏，作为汉族军队，他们早于十八军走过这条线路。陈渠真进藏时见过朝庭封疆大吏赵尔丰。那时，赵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他银发髯髯浑身披挂，坐在马上宛若天神。可惜后来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害，死得非常之惨烈。
陈渠真孤胆过江，到西藏后跟康巴土司的女儿结为夫妻。这位藏族姑娘一表人材，能骑善射，一身好功夫。这俩人可谓郎才女貌。他们俩人的结合改变了汉人对藏族蛮荒之地的印象与偏见。结婚后，陈渠真带着新婚夫人继续进藏。
到了圣城拉萨没多久的时间，清王朝开始变故，各地纷纷反清闹独立。西藏也借着这个机会反抗清政府，清军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要灭清，支持各地独立；另一派保皇。
平定西藏叛乱，陈渠真是个战绩卓著的大将，而此时，他夹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无路可走。无可奈何，他带领少数清兵在不可能翻越唐古拉山的冬季，冒险翻越唐古拉。一路之上，狼群追逐，土匪抢劫，九死一生。幸好他的妻子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她扶佑夫君战胜一切艰难，奇迹般地翻过了唐古拉山到达青海。到达青海时，他们忠实的随从一一亡故，只有他们夫妻俩挣扎着活了下来。可是刚一安定下来，他的妻子好像完成了她的使命似的，突然撒手而去。
陈渠真痛不欲生，遁入空门。事隔多年，家人知道了他的消息，将他接回了湘西。当陈渠真慢慢地恢复平静之后，写出了这本回忆录。
在我看来，这是经典的好莱坞模式，爱情、战争、自然、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曲折的经历，大的时代背景的变故，人在种种矛盾之中交织……即便是在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是回肠荡气，超凡脱俗。
那时的我，多少还有那么点自以为是的狂妄，觉得下点功夫搞成一部电影并不难。说句玩笑话，回北京真是大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意思。
招来的朋友都是哥们儿。
八十年代我在北京组织了八大院校大学生艺术团，闹过一阵实验戏剧，着着实实地火了一把。我们演戏、搞画展，还准备办报，当然这一切梦想最后都破灭了，大学生艺术团被视为非法组织。
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我用中国戏剧类型化、程式化的手法重新阐释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这个戏探讨的是金钱的本质，“发黄的闪光的金子，只要有了一点点，就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黑的变成白的，老的变成嫩的，皱皮黄脸的老妪可以变成新娘……”。我让整个舞台充满着一种概念的、概括的、神秘的超现实气氛。演员都刮了秃头，画了脸谱，做着非常夸张的形体动作，剧中人物的个性全部抽掉，变成一个个类型化的群体符号，服装、舞美设计都是超现实的，其实就是玩了一个大装置。
我还把老舍的《茶馆》改成了一个很前卫的、跳越的、魔幻的戏剧。后来我又把一本上课时闲极无聊随手翻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改成了一个无场次自由空间的戏剧，也是在舞台上大玩垃圾、装置，有爵士鼓伴奏，有钢琴乐队，有戏曲的锣鼓和音乐……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先锋戏剧所有的创作原点，早已在我们的校园实验戏剧中开始了实践。
最热闹的是1988年我组织的行为艺术——包扎长城。天刚蒙蒙亮。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旗帜，坐着大卡车到了长城。我们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这次行为艺术大家不约而同的主题都是“包扎”。我们的民族不管是文化还是历史都是伤痕累累，都需要包扎。当时我写了一首摇滚歌词：“裹着你的屁股露着你的嘴，裹着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鼻青脸肿几千年，踉踉跄跄万里路。”好几十个艺术家都参与了表演，大家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次行为艺术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公共空间里最大规模的行为艺术。
当时我已经拍了两年纪录片，片名叫《大地震》。我试图通过文化界的思想震荡折射我们的民族和社会的变革，现在看起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老鼠和夜猫虎，我们的出现充分地预示了地震的前兆。
一声招唤，哥们儿都来了。
一个是胖敦敦大脑袋瞪着两只眼睛的张宏光。宏光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在学校的时候就才华横溢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在八十年代搞的实验戏剧，音乐都是他的原创。对此他哥哥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赞叹不已。后来，他当然地成了京城大腕，1991年就是文化款爷了。
一个是中央戏曲学院戏文系的蒋樾。此人一介儒雅书生，经常是旧旧的、油光铮亮的棉军衣，配上厚厚的围脖，像五四青年，又像抗美援朝炊事班班长。
一个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毕建锋。老毕比我低几届，从1984年就开始跟我排戏。老毕在我导的《茶馆》里演王利发，还在《舅舅的梦》里演一个贵族青年。虽说不是专业演员，但身手不凡，满舞台的哑剧、杂技搞得眼花缭乱。老毕总是瞪着两只充满了疑惑和惊异的大眼睛，大长头发飘在后背，走道是罗圈腿，以显示他是足球明星“毕”拉多那，我经常笑他，你夹紧点，小心狗溜过去。
还有一个是何飞。何飞是这帮哥们儿中最儒雅的一个，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他参与了我们所有戏剧的舞美设计。
我在弟兄们中俨然以老大自居。说起来很惭愧，我上大学太晚，二十四岁时才考上中央美院，毕业时已经二十八岁。在沈阳连考四年鲁迅美术学院都没考上，因为行为不端，一直被拒之于大门之外。不过他们看得还算准，知道我是个爱折腾的人。
我在家又是行大，自然地，大家都叫我“老大”。
哥们儿在一起，大家自然地一番畅谈，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浪漫。
我一直认为本世纪中国只有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具有美感。二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是那么不得了，产生了大腕文人无数，胡适、毛泽东、李大钊、鲁迅……，上海滩、石库门、亭子间的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更是不胜枚举。那是一个诞生了多少民族脊梁的年代，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脊梁骨基本都断了。
八十年代又一次不得了，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这时候是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经院哲学、现代派，大家都在思辩，兴奋得小脸通红。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最闪光的篇章。
在曲博士的小屋里，大家光着脊梁，屁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