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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
作者：李 陀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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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不会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和西方的情形又有何异同?这也是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兴趣所在。
问：你对当代文化这些看法明显和我们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所理解的文化有很大不同，这是不是和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只认同精英文化有关?
答：是有关系。在八十年代知识界普遍认同精英文化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种认同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如果我们还是只注意精英文化，在知识生产中仍然以精英文化做基本取向，知识分子与社会变革脱节就是必然的。以大学为例，只要我们查一查各学校的人文学科的建制和教材，就很清楚地看到它们和当代的社会和文化是多么地“隔”。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是老庄、柏拉图、莎士比亚、鲁迅，而学生们课下迷的是好莱坞、MTV和金庸，而且，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说清，究竟哪一种东西对学生们影响更大?恐怕是后者，虽然学生们从那里获得知识全是靠“自学”。我这么说当然不是主张大学就不开柏拉图和鲁迅的课，转而都去讲好莱坞和金庸，当然不是，我只是指出作为现代知识传播和生产基地的大学，至今还没有把大众文化当作认识当今社会的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对象。这种情形也不仅限于中国，其实一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局面也表现得相当顽固，很多人还始终把知识的传承、生产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围内，但这种有意的忽视还能持续多久?
在西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以及知识分子在这冲突中地位的变迁和角色的转移，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冲突、变迁和转移也正在发生，但知识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对于大众文化，人文知识界正在重复着西方知识界的不认可、不理睬的驼鸟姿态。很多人一方面固执地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原有的文化领域，一方面无益地反感和谴责大众文化。他们忽略了，今天的大众文化现象对认识中国目前社会的转型，对认识中国的历史变革是最好的窗口。当然，这几年人们也在开始讨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问题，并且取得了一些一致的看法，像正视知识分子的弱势地位等等。但总体上，这些讨论并不以承认大众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前提，因而其分析往往言不及义，结论也常常是悲观和消极的。
大众文化的中国形态
问：我有个问题：文化研究和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什么不同，这二者又当如何界分?毕竟，这种热潮今日余波犹在，我们在很多有关文化的讨论中都能听到它的回响。
答：在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参与者的理论立场并不一致，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等，但它们都是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目的是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补资本主义的课”)作知识准备。因此，尽管“文化热”中诸家意见并不一致，但在理论立场和理论方法上还是有共同处，诸如坚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以肯定现代性为前提，坚持西方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性等等。
文化研究基本上与此无关。文化研究的兴趣主要不在传统的文化形式，更不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二分中讨论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历史环境，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历史发展同步的(这和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的发展很不相同)，因此，它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认识和揭示这一联系，要追问当前意识形态的“转型”是怎样发生的?这一转型后的意识形态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什么样的新的文化机制，这机制又怎样起作用?等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化热”中普遍存在的“窃火”的态度不同，我们所做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西方中心主义制约下的现代化理念，而是要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依据，既正视中国已经卷入全球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又始终注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质疑现代化，为探讨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模式尽一份力。最后，从更实际的方面来考虑，目前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有一种毫不受节制的泛滥之势，生产者、消费者和决策者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唯利润是图，唯消费是从，这已经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弊端。为此，文化研究也有责任对当前的文化状况进行研究和批评，最好是引发一场广泛的讨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到底要创建什么样的文化?
问：你说过，文化研究在西方一些国家开展得比较早，在理论立场和理论方法上都创造积累了很多东西，我们在开展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向人家学习、借鉴，进行理论上的挪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在本土的大众文化批评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与国外理论的关系?
答：我想这主要是一种批评的关系，也就是不承认任何一种理论天然地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相反，把它们都看作是某种话语系统，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都在一定的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才显示其功能和意义。不管一种理论多么“发烧”多么“火”，都是一种可能的思想资源，对这资源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批判之后，才能考虑我们对它们的态度，才能考虑适当地进行某种“挪用”的可能性。这样做当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下工夫，要对有关的理论比较熟悉，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其熟悉和了解的程度要能把某一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化，能够把这种理论和相关的学科形成史，以及相关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历史实践，都放在具体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分析它们得以形成的具体历史动机，它们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被提出，它们和社会各权势集团以及统治集团的关系等等。
具体到大众文化批评，我以为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文化批评有特殊的形成史，无论从起源看还是从其流变看，它不仅从来都是理论性非常强的一个领域，而且由于天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发展中能够容纳各种理论，颇有一种百川汇海的气象。但正因为如此，我想中国的文化批评者就更需要谨慎对待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更需要对有关的国外理论有一个不轻信、不迷信的批评态度。
问：那么在中国开展大众文化批评的前景如何呢?
答：由于有过一段很长的与境外隔绝的历史，很多人一直对六十年代以后的世界范围的理论发展不够熟悉，知识资源上有种种不足，这对开展文化研究形成很大障碍。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所谓文化研究不过是对当代种种文化现象发表批评，很容易做，就和这有关。这对发展文化研究不利。我前边已经说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发展有密切关联，因此它的理论来源、理论框架都相当复杂，有很多学科知识都是必需的修养，掌握起来有一定困难。以出版“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和“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合适的作者和译者。不过，现实的需求是最强大的动力，不管有多少困难和麻烦，我想文化研究在中国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只如此，由于中国知识界面对着两个历史：一个是社会主义历史，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历史，情况比那些在文化研究上“老资格”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复杂得多；它们那里的知识分子只面对一个资本主义历史，相对来说，其历史发展比我们单纯一些。不像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构成极其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发展也由此十分独特，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全不相同。这一切都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挑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可以藉此努力建设、发展出一套新的语言和理论，也对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做一点贡献。或许有人会说，八字还没一撇，就想这个!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试一试?
李陀，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愿你听到这支歌》等，主编有《中国小说年选》、《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
采访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