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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
作者：李 陀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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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老师，国内文化界最早是通过你的一些小说和文学、电影评论开始认识你的，而这已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因此，作为一个比较亲切的切入点，你能否首先介绍一下你个人走上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
答：我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主要是从事小说的创作，因为从小就梦想当一个作家。那时候正是“新时期”的开端，思想解放和“新启蒙”思潮主宰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我在写作过程中想到的主要问题，差不多都和破除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类教条有关，考虑最多的是文艺创作如何与思想解放及启蒙思潮相适应，创造一个真正自由的写作环境。当时我很不满意“伤痕文学”，觉得这种文学虽然对旧有的文学教条有一定突破，可算不上什么“解放”，那也算解放?在我看来，它其实还是“工农兵文艺”的一个延续(后来我在《1985》一文里详细表达了这个看法)。问题是当时不但文学界，而且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热烈欢迎这种文学，评价非常高，这使我产生更强的逆反心理，更想对这种文学思潮来个反动。那一阵子我总是琢磨一件事，怎么才能让文学真正解放?琢磨的结果是从形式问题着手，把内容决定形式反过来，来个形式决定内容，主张以艺术创作中形式突破带动内容的变革。于是，我一边写了《自由落体》这类小说做实验，一边开始尝试文学批评和电影评论，写了《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和《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文章。这些文章当时在电影界和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想法都相当幼稚，需要清理检讨的东西太多了。
问：在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译介西方理论的热潮，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观点一时非常流行，这是否对你的批评思路的演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答：是的。但是对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结构主义。这倒不是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而是通过它我才开始注意到“语言学转向”，注意到自六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知识变革是怎样广泛和深刻，那是一个不能只以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做标记的新的知识生产。这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使我明白，原来自己的知识地图是如此老旧。于是，我开始了一个努力重新学习的阶段，大量阅读当代西方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符号学等等。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发现当代世界知识的变革比我想象中的图景要复杂得多。这使我对了解国外当代知识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完全放弃了我从小就向往的小说写作，近几年我常为这个后悔，觉得还是写小说更有意思。
问：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对文化研究有了兴趣?
答：是198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了美国之后。当时，正值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也译作文化批评)在美国学界形成热潮。它的跨学科特点及其理论来源的广泛性，和我当时的理论兴趣正好相通，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使我有机会了解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的新发展，因为这些理论往往和文化研究相互纠葛，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马”一起，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这对我更为重要——文化研究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常被人忽视，那就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自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化为一个“大众消费社会”。正是这个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引起了很多理论家的兴趣，如何认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成为对理论界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在二战以后不是偶然的，它是对这一挑战的积极回应。文化研究的历史自然不很长，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研究和批判，葛兰西有关“文化领导权”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还有后结构主义思潮，都是这一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不过，对文化研究形成今日的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是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和伯明翰学派。正是威廉姆斯、理查德·霍加特、斯杜特·霍尔、托尼·本奈特等人的研究和著述，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对文化与经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重新做了考察，不仅对以往有关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藉此对什么是文化，怎样看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或者重新定义，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活动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文化研究后来的基本面貌和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之下，理论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再是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恰恰相反，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传统文化定义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些过去根本不能进入学术，不能进入大学讲堂，不能被知识生产所关注的种种通俗、时髦、日常的低级文化现在一下子都成了严肃的知识对象。这个改变是深刻的。但其深刻还不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视野，而在于通过这个改变人们找到了一个途径，一种方法，使理论的触角伸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有效的批判分析。这种分析批判不仅涉及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认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活跃也最重要的理论领域。这不能不使我产生强烈的兴趣，文化研究既是一种理论性非常强的理论活动，可它又不“呆”，就是说不那么学究气(这当然是相对而言)，比较靠近社会实际，这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把这种大众文化批评工作引入中国的呢?
答：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和以往我们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工农兵文艺、民间戏剧和文学)不同，这个大众文化是和全球化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在中国开展大众文化研究有了一种急迫性，这不仅是因为大众文化本身就是理论界的一个大课题，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深刻认识中国目前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过去熟悉的理论方法可能已经不那么管用。比如当前的种种变化当然都和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有关，经济发展也的确是中心，但是，只用经济学理论是否能有效地分析、解释今日的社会转型是怎么回事?那就未必。以单一的学科知识“孤军深入”对付当代中国的复杂现实，不管这知识是怎样“科学”，其前途都实在堪忧。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近些年来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看值得我们重视，应该多做尝试。文化研究正是以跨学科研究见长，更值得尝试，为此我和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