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胡耀邦与科学精神

作者：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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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嗅文是一类东西。他对《人民日报》上反映出来的胡耀邦批示的精神不满意。陈祖甲在文中指责“中国官方处理的态度，反映出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恐怕还不够现代化，也不够科学化”。理由就是对ESP(超感官知觉)这门学问或许知之甚少。“以耳认字的现象，在超感知觉的各种报告中，只是最特殊的现象……不足为奇”。他建议中国官方态度科学一些，不要过于武断。
　　紧接着，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于是唐雨家乡，四川大足县科委、大足所属江津地区的宣传部和科委，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唐雨的哥哥，唐雨本人都出来翻案了。霎时间，重新掀起耳朵认字的喧闹。
　　就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在1979年的11月8日，又做了一个批示，只批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
　　这个批示的内容是：“这类(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那位大科学家)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
　　这个关没有把住。1979年12月9日《天津日报》，1980年1月1日《长江日报》，1月18日《解放日报》，1月23日《光明日报》，1月29日《文化报》都有对前一阶段反批判的文章。小报和杂志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正处在改换前夕，那两位副部长已经有些不定心了。
　　1980年2月之后，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恢复成立书记处，耀邦被选为总书记。他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因此，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就由在五中全会上选进中央书记处的王任重分管了。
　　1980年2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是促使潮流逆转的最大举动。由上海《自然杂志》出面，四川、北京等八个省市的十四名少年儿童参加测试。上面提到的那位自然科学家向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指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
　　1981年7月前，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对伪科学宣传讲过什么话，但是我反对伪科学宣传的态度，对方是会估计到的，因此他们议论这件事时说：“于光远不讲话就好了。”后来我看情况越来越不妙，开始讲话。1981年8月，我公开发表了《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一文，这之后，他们又在背后说：“现在于光远讲话了，该怎么办?”他们之中也真有高人，说：“于光远说话也不要紧，只要我们使中央的领导相信了，于光远再反对我们，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了。”结果，他们成功地做通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的工作。
　　中央宣传部的情况因此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至胡耀邦后来批示说：这件事(指反对特异功能的公开宣传)“后来我管不着了”。特别到1981年6月的六中全会后，胡耀邦又被提升到党中央最高的职务，当了党中央主席，对中宣部的具体工作，更是“管不着”了。
　　党的十二大之前，中央有个思想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第一、第二把手，是中央书记处的胡乔木、王任重。我是小组成员之一。1981年，搞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人打报告到这个小组，状告《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纠缠不休。胡乔木考虑到在这个小组内，我和王任重会发生尖锐冲突，没有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于是，主张对特异功能大肆宣传的人就直接向《人民日报》提出抗议。这封抗议信转到了胡耀邦那里，耀邦在1982年4月10日又作了一个批示，给胡乔木、王任重等，其内容是：
　　“这个问题(指人体特异功能)，七九年一开始我就怀疑，做过三次批语，指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纸刊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胡耀邦说他一共做过三次批示。但迄今只查到上面引用的两次批语，还有一次没有查到。在胡耀邦作的这次批语中，不知是否为了表明自己客观的态度，说了一句：“有些话我可能说的绝对了一些。”坦率讲，我不大同意耀邦同志的这一说法。我认为，该说得绝对的，就要说得绝对；不过，在这个批语中，他重申以前的主张：在报刊上不要宣传和介绍，而且强调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并且说他主张“守住这两条线”。
　　在胡耀邦作了这次批示十天之后，4月20日中宣部发了我上面引用的那个《通知》。把中宣部王任重同志签发的通知与胡耀邦的批示对照，可以看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这样的话，是从胡耀邦的批示中引用下来的，但是多了一句：“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胡耀邦的批示是有明确的倾向性的，加上这个“不要批评”，就成了中性的东西了!
　　这种添加是怎么产生的，我不知道。合理的推测，是王任重起了主要的作用。
　　中宣部这个通知发出后，那位大科学家对这个《通知》仍然有意见，于是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你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发排的5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的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够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你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我也向你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看到这封信，胡耀邦又在5月13日作出如下的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介绍不宣传，也不批评’，这两条我看是妥当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我认为，胡耀邦的这个批示是为了维护中宣部的《通知》，也是为了回答责难的。就是说，胡耀邦不得不把中宣部《通知》上讲的“也不要批评”，予以了重复性的肯定，写进了自己的批示。胡耀邦并且强调，《通知》所规定的是稳妥的，是公正的。这等于换一种方式，实际地驳回了责难。
　　我认为，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提起注意：胡耀邦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常委讨论。第一个《通知》中交待了一句：“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在第二个《通知》中交待了一句“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中宣部的这两个文件，都是用的《通知》的形式下发。这说明这个文件的规格是比较低的，带有处理事务性工作的特点。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它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三不”政策的由来。
　　于光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我的市场经济观》、《思维的年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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