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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科学精神
作者：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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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结一下近二十年我国民间五花八门的气功组织的发展走势，特别是法轮功在短短七年间迅速坐大的教训，有一段历史特别值得注意。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究竟是否存在”，“对人体特异功能到底能不能公开宣扬”，我们党内早在1979年至1982年就展开过激烈争论。我是那场争论的一个当事人，是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主要成员之一，我对那段历史知道得很确切，很具体，手边还有很多书面材料，我感觉自己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事实介绍一下。
这十几年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反对伪科学的人站出来说话，展开反击，就常常有人出来讲：不要去批评“人体特异功能”，不要去批评“气功大师”。对它们要实行“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
关于这个“三不政策”，始终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但新闻出版界却在实践中坚决贯彻，结果变成了口头上说要“三不”，实际上对伪科学的宣传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乎放任和鼓励，甚至等于给了保护。我知道，新闻单位面对不断地“打招呼”，实在是不好不听，不能不听。
我在这里说的“伪科学”是“三伪—所谓”。
说“伪”是因为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和气功都有“真的”，但有些人是在搞伪的。至于“人体特异功能”则根本没有“真”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伪”，只有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不过，“三伪—所谓”写起来用字太多，许多人也还不明白它的含义，加上还有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之外的“伪宇宙科学”，“伪思维科学”以及“白水变汽油”等等，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就用“伪科学”来代替。
据说这个“三不主义”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个“根据”并没有印出来给大家看过。据我所知，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82年发出的《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也不要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和1982年6月15日发出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
第一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耳朵认字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第二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中宣部这两个《通知》发出之际，伪科学发展还处在小孩子出面表演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的阶段，大人站在小孩子后面，还没有出面。但气功师出山已见端倪。
积极搞人体特异功能的人中，有一些是干部，但主要的是一些搞江湖骗术的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就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而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积极分子，则是党内对社会进步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同志，他们对发这样两个《通知》很不满意，认为不应该发这样的文件，比如吴明喻同志就为此给胡耀邦和当时书记处成员胡乔木各写了一封信，提出意见。我也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为了节省篇幅，也为了避免发表我这篇文章的编辑部可能遇到麻烦——因为我的这封信中有针对我国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内容，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考虑再三，虽然这封信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来已经作为这篇文章附录也只好割爱了。当时，吴明喻、我，还有许许多多反对伪科学的积极分子都不满意中宣部的这两个通知，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对中央宣传部表示尊重。我本人对伪科学的批评也不得不停了一个时期。
可惜，反对伪科学的同志们暂时停止了对伪科学的批评，那些搞伪科学宣传的人却没有因为中宣部打了“招呼”就停下来，相反，因为批评他们的言论停下来了，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自己的宣传。我讲的伪科学发展的第三和第四个阶段，即小孩子基本上从舞台上退下来由大人——气功师们出面，并成立各种组织的组织阶段，就是在我们被迫对伪科学停止批评的那两年中发展起来的。
看来，应该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宣部那两个《通知》的由来介绍一下。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唐雨能用耳朵识字。同年3月13日到20日，四川医学院派了调查组去进行调查，判定这是骗局。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胡耀邦兼任的)很快就作了强烈的反应，在4月12日的《宣传动态》上发了一则有指导性的通报。在通报了《四川日报》发出的新闻的同时，还发了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观看唐雨耳朵认字的照片，并指出即使确有其事，在未作出科学鉴定之前，如此公开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也是不妥当的。接着《宣传动态》又发了一期，说明北京一个八岁女孩能用耳朵认字也是骗人的。
紧接着4月23日，国家科委也发了两份《信访简报》。第一份写道：唐雨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很快北京、湖南、湖北、安徽、河北、辽宁和四川又相继报道了十七名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数是由地方科委或单位正式来函向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推荐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石景山区八岁女学生姜燕反复进行观察，结果查明完全是弄虚作假。第二份《信访简报》则通报了四川医学院揭穿唐雨骗人的调查报告。中央宣传部也连续在其内部刊物上提出，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种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提出要总结经验教训，杜绝这类无稽的宣传。
4月24日，当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国家科委的《信访简报》上作了如下一段重要批评：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秀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笑话相媲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胡耀邦这个批评写得多么好啊，思想明确，语言尖锐，很有远见卓识。他批给的朱穆之、廖井丹是当时中宣部的两个副部长，胡绩伟是《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曾涛是新华社社长，张秀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的文章。文中表达他和周建人对耳朵认字新闻报道的强烈反对意见。5月28日《四川日报》刊登了编辑部写给省委宣传部的自我批评。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也向中央宣传部写了报告，决定《四川日报》公开检讨，挽回不良影响。省委文教书记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最早的反应是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的一个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
在1979年，我对“耳朵认字”之类有意没有发言，因为那时我主要的精力投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可是许多同志已经站到斗争的第一线来了。《人民日报》的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报社理论部的一位编辑陈祖甲就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讽刺耳朵认字与《聊斋》上写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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