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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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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体验
患病，乃一种特殊经历。无论肉体或灵魂，皆逾出了日常程式而跌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浑沌、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的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繁细尖锐的东西，像老人那样多疑，像儿童那样耽于幻想与奢盼……他对自身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把握和熨贴温馨的触觉，俨然躯内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劈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未污染的，卫生的和有毒的，占领的和未占领的……他和自我的敌人睡在一起，拥抱并生长在一起，犹如一个分裂着的痛苦的祖国。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身份从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受虐害者的角色，对自身懵然无知，束手元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沮丧，尤其是病症对精神的压迫，使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黜谪了。他虔敬地望着那些威风凛凛、白袂飘飘的傲立者——除了尊重与敬畏，还混含着类似乞求、巴结、讨好、攀附的暧昧成份在里面。他变了，变得自己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一个句子、每一道指令、每一抹表情和语气都奉若神明。那是一些多么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正常”，而且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方程和密码，仅凭那身素衣，无形中就匹配了难以抗拒的魅力与威严。每个患者都心存侥幸，奢望能遇及一位最好的白衣人(即使称不上“最”，起码也是最接近的那类)，但有时出于心理的需要，往往不得不诱使自己相信：眼前正是这样一位!(你不信?那是你的损失!)由于专业隔膜和知识不对等，白衣人——作为现代医学的唯一权力代表，已成为患者心目中最煊赫的精神砥柱和图腾符号。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关系几成了一种天然契约，作为医治的精神前提而存在。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接下来”的发生，即白衣人的态度。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名“合格”的生命，而不该沦为被贬低了的客体(无论对方怎样放逐自我，但自贬与遭贬是两码事)。甚至相反，患者更应作为一位“重要人物”被看待，赢得的应是超常之重视——而非轻视、歧视、蔑视。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无论于心理于行为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弱势”表象下却腾跃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期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闪避，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不辜负人家。(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专题讲义?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谙这种心理并学习如何善待它)
托马斯宣言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札记》中，毫不隐讳地坦言：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始终无法体悉患者的恶劣处境，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与恐惧，自然亦无法“亲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体恤对方。读至此，我唏嘘不已，感动，感激，还有敬意。难道不是么?没有比这种“角色亲历性”更能于我们蒙昧的医学现实有所震撼的了。体会做病人的感觉!这对履行医职乃多么重要的精神启示——它提醒我们，一名优秀的白衣人永远不能绕过患者的痛苦而直接楔入其躯体，他必须在对方的感觉里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对方的生命里照见自己的生命，于对方痛苦中认出自己的那份——尔后，才能以最决绝最彻底和刻不容缓的方式祛除这痛苦。
托马斯的“假想”并无恶意，更非诅咒，他只是给自己的岗位设定了一种积极的难度，一份严厉的公正和心灵纪律，进而从人文的角度(已近乎“美学”的了)更邻近地帮助医学这一“保卫生命”的伟大事业，提升其关怀质量。它催醒我们的白衣人：以生命的名义，以全部的激情和庄严努力工作吧!争分夺秒地与死神拼搏吧!因为，拯救别人就是拯救自己，病人之现实亦即我们之现实(至少也是明天之现实)，而人类的命运即每个人的命运。“托马斯宣言”无疑是“理想”的、奢侈的，甚至不具科学及“合法”的操作性，但它却包含着诱人的信息，演示了一种高贵、明澈的医学人文意境——从中我们看到了白衣精神的良知、力量和希望所在。
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而且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法律等诸文明因子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纯粹物质实体，竟是血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灵长。人是最宝贵的，因为每一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与同情应成为真正“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应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还应兼备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灵魂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另外，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唯此方能充分采集到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回应与反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冷漠、鄙薄的姿式而非亲睦、紧密、关爱、拥合之立场，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人”之尊重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是合理的吗
毋庸讳言，和平年代的医院已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实际上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在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出了浑身解数，而那些顽疾、癌症、重伤、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要强调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高尚人道心理和深厚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医学从古老的诞生之日起，即注明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自然死亡除外)为终极目标的，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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