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罗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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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几十年牺牲之大，破坏之深，才能达到今日的局面。如果小不如意，即认为现局不能算数，须要一切重来，那不能和我所说“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切合。
　　从长时间合理性看来，中国正进入一个统一与建设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分裂与破坏的阶段。在历史上讲，中国现在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到了一个促成和平、统一的机会，不是一个混乱的机会。四分五裂，打起仗来，不是历史基点所指示的方向，长期的合理性是需要统一了。统一的方式有很多，如联邦制、邦联制、自治等都可以讨论。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都可能在新体制上产生问题，荷兰在十六世纪的例子可供参考。
　　我想不会出现再产生动乱的理由。我曾向大陆的朋友说过，在适合的阶段，以放宽视野的历史取代过了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传统经典里的社会价值与现代经济生活必会引导出来一套新的伦理观念。这都是不待动乱可以解决的问题，动乱只距这些目标更远。至于还有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则因中国已能逐渐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可以用财政与税收政策解决。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也有不公平，而且大家都穷，所以最穷的人穷得无以为生，才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今日一般生活水准提高，问题的性质就与以前不同了。
　　(徐 明)
　　
　　转基因问题引起争议
　　
　　所谓转基因，就是用实验的方法将人们所需要的目的基因导入动物的受精卵或植物的细胞里，使之与物种本身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这时外源基因就能随着细胞的分裂而增殖，在体内得到表达，并能稳定地遗传给后代。转基因的优点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普通西红柿里加入一种在北极生长的海鱼的抗冻基因，于是这种深受大家喜爱的食品在冬天就能保存更长的时间，从而大大延长保鲜期。目前，转基因育种工程已在四个主要方面获得了具有商业价值的使用。
　　一是用于对农作物虫害的控制；二是使农作物具有抗御除草剂的能力；三是用于农作物对病虫害的免疫；四是通过转基因育种，使农产品本身更符合人们追求营养和健康的消费要求，比如增加玉米的含油量、大豆的含糖量等。
　　当人类为科学的进步欢欣鼓舞时，一批冷静的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物种存在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在转基因的过程．中，新的抗虫害的功能体现在植物根、茎、叶的每一个细胞之中，那么它将比外部喷洒药物具有更大的毒性，给消费者以及昆虫、鸟类等野生动物带来更大的损害，造成自然界生态失衡。有人甚至认为，转基因食品将对人体健康形成破坏性影响。一系列科学报告使世人陷入困惑：转基因这个“科学异形”的产生到底是福还是祸?
　　1998年年底，在英国阿伯丁的劳伊特研究所里，有一位名叫阿帕德·普兹塔的教授用一种转基因土豆喂养实验鼠，结果几天以后这些小鼠的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免疫系统也遭到了削弱。而这些转基因土豆早就出现在人类的饭桌上。
　　“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毒”的争论由科学界跳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范畴，从政府首相内阁大臣、反对党代表到超市经理、普通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者都纷纷卷入其中，其规模和声势被认为是继疯牛病危机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英、法、德、奥等国家都禁止在国内种植转基因植物或销售转基因食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出口国，其中所产大豆和玉米的40％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问题将成为下个世纪欧美贸易战的焦点。
　　(黄 原)
　　
　　欧洲知识界再转弯
　　
　　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欧美知识界和传媒面对一个尴尬的难题，如何评价1999年的科索沃战事?
　　1999年10月，由联合国17个国家组成的医学鉴证科代表完成了一份有关科索沃大屠杀的报告，他们实地调查，收集大屠杀证据，最后。竟只发现2100具尸体，而且不全是阿尔巴尼亚裔，死因亦各有异。该报告已在部分国际通讯社和英国的《星期日时报》上有所报道，但美国传媒却对此噤若寒蝉。
　　国际医学鉴证科代表的发现，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战前指有50万阿裔人被杀的事实，当然成为一个很大的讽刺。而对那些基于以大屠杀为理由，慷慨激昂地高呼支持北约行动的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很大的震荡。
　　到了1999年11月底，有不少独立调查陆续揭露北约是有企图地轰炸民用设施，如南斯拉夫电视台、民用火车及平民百姓等，《人权观察》已于本月就此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指控北约违反人权。
　　此外，德国法兰克福一份报刊(Frankfur工er Rundschau)引述一名德国物理学家的发现，指北约向外公开的一盒有关轰炸一座塞尔维亚铁桥的录影带，有把其速度加快三倍，以便给人造成美国军机机师来不及看清桥上的一列载客火车正在迎面而来，结果列车被轰中，造成伤亡严重的错觉。
　　基于上述种种证据，曾经以“人道干预”为由支持北约行动的欧洲的知识界不得已地重新反思科索沃战事的整体含义，继续默许北约的杀戮，已变得非常尴尬。
　　欧洲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至此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在北约空袭中死伤的人数比科索沃民族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假如北约把米洛舍维奇当作战犯控告到国际法庭，那么，北约领导人更有理由被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哈贝马斯显然由于对北约的行为有进一步的认识后，而感到愤怒。他于1999年4月份在Le Mondedes Debats发表的文章中，提倡世界公民权利概念，以求合理化北约的“人道干预”，并指出武力介入似乎成为捍卫人权的唯一“非道德”手段，这番言论与他最新的言论相比，当然有很大区别。
　　最近，哈贝马斯在反省后表示：“我仍然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话语(Interactive Corn-munications theory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问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
　　哈贝马斯又继续说，一种理论的强大之处，在于当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时，便会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终有一天成为现实。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在国际关系中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和公正的状态，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除此以外别无道路可走。
　　哈贝马斯的论调，在出现一次急转弯后，现又再来一次急转弯，似乎并非个别的现象。欧洲对在科索沃战事中跟着美国走，可能心有不甘，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个大反弹。但无论如何，真正需要的，乃是还历史一个公道，美国人道干预的口号绝不可能把真理埋没，深感困惑的欧洲知识界，是否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张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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