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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5则)
作者:罗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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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存在新僵化思潮
署名励言的文章《对新僵化思潮的初步分析》认为:如果说在昔日的社会思潮中曾较明显地存在过一种僵化倾向,如今又有一种新僵化思潮引人注目。
文章认为:新僵化思潮代表者们的社会人文主张同他们所抨击的“僵化”观点截然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与话语阐释方式上却与其如出一辙,即采取强烈的极端化大批判模式,表现出坚定的非理性、非历史的姿态。新僵化思潮强烈呼喊的社会人文话语具有鲜明的思维与叙述定式,即凡是西方的价值观念皆以推崇为先,凡是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相抵触者皆以批驳为要,疾速走向新的极端。其首要的叙事特征是,全面涂抹中国近代以降的社会历史面貌,片面择取世界社会历史与思潮史的片段,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为旨归,并将其极端化,同时将论敌的话语形态加以妖魔化,积极营造以虚伪历史与理念推演为根基的话语结构。
文章分析说:新僵化思潮的蓬勃走势,得益于对学术强势的侵夺。九十年代中后期,新僵化思潮已经实际取得了社会人文领域的话语优势地位,其代言人已在学术圈及民间社会中确立了新的人文精英形象,大规模占据了官方话语渠道外的媒介平台。以此作势,新僵化思潮将所有对立话语体系绝然斥为“左”祸,以大批判的态势,将一切批驳的音调划入“大批判”的音域;同时,不断在公众面前强化其官方话语权对立面的形象,从而在弱者姿容的掩饰下,确立学术强势,赢得社会人文话语的霸权。而此一学术强势的文化基础,是若干年来对五四之后三十年与共和国五十年历史的扭曲和妖魔化。新僵化思潮不断以“反右”、“文革”符号刺激、扩张公众的负面历史记忆.虚化、屏蔽全面的历史真实,所构造的非历史主义的庞大叙事,以揭示历史真实为标榜,已凭借大众媒介的民间覆盖,全面充盈了社会公众的认知空间。
文章指出:新僵化思潮主张套用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模式,其最终的对立面是民族国家利益和与此息息相关的多数民众的利益。因此,新僵化思潮的代言人对若干年来重新觉醒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意识怀有深刻的忧虑。在社会人文思潮中,他们将以爱国、公正为突出标识的“新左派”视为主要论敌。尤其在炸馆事件后的短暂失语后,新僵化思潮更集中地将民族主义指为公敌。随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或关注,新僵化思潮的代表者们越来越失去其对待“新左派”表面上原本平和的心态。而在现实中,作为新僵化思潮代言人的论敌,“新左派”实际上处于绝对劣势。面对全球西方化、美国化的巨大浪潮,面对青年社会公众对所谓“真实”历史言说的大范围领受,重建历史主义前景堪忧。
文章最后说,新僵化思潮代言人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话语乃至利益的趋同,很可能不断扩充并最终形成两者利益的完全同构,从而对社会走向继续产生深刻影响。
(罗 力)布尔迪厄谈新自由主义
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教授在1998年12月号的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止境的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对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
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做到这一点的。
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的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不仅在靠它为生的那些人如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在那些从这种乌托邦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那里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二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何增科)历史学家黄仁宇去世
曾以《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名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于2000年1月8日晚上心脏病发不治,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
黄仁宇先生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会员。1936年,黄仁宇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入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人军校。毕业后在印度、缅甸等地抗日。
1950年,黄先生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任教,196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70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专著包括《缅北之战》、《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他不仅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他的著作虽多属学术范畴,却行销于市,一版再版。
黄仁宇先生生前对中国历史与现状颇多个人见解,比如他认为中国今后不会乱,他指出:
历史不会平自地重演,尤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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