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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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与改革的“路径依赖”
　　
　　正因为右翼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腐败出一套新体制”，所以，他们将腐败视作改革的动力之一。
　　张曙光撰文称（1993，1994），“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张维迎（1995）则“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既然腐败能促进改革，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民众的反腐败情绪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与改革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一对矛盾。这一点，张维迎在正式发表的文字中还有些遮掩：“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但在《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15日署名王宏远的一篇为张维迎辩护的文章中，其意思则表达得十分充分。文章说：既然现在无法达到“根除腐败与改革顺利推进”这一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这一次优状态。“次优状态的存在，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使改革进一步推进，使市场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通过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反过来促使治本性反腐败措施的出台，从而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出现。”“与此相比，反腐败如果既起不到实效，又影响了改革的进程，那就是一项非理性的选择了。不反腐败，改革难以顺利推行，人民群众也会群起反对，影响到安定团结的大局；但反腐败也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个个岌岌可危，彻底失去参与改革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败要适度只是两权取其轻。”
　　中国社会腐败的蔓延，账不能全算在这些经济学家头上，但这些经济学家们这套理论无疑为转轨时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解释，对腐败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理论在民间传播很快，人们不一定了解其真实含义，更不一定有兴趣去读他们的原文，但都知道“腐败是一个次优选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样的结论。因此，对于人们由厌恶腐败到接受腐败再到习惯腐败再到适应腐败，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可谓“功不可没”。而缪尔达尔却警告过：民众对腐败已经习以为常，“那种愤懑情绪慢慢就会演变成对那种有机会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人产生嫉羡的心理”，并更使那些没有机会腐败的人们“相信采取愤世嫉俗态度的社会行为便是正常的”，这正是“南亚病”（或“印度病”）的特征。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不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吗？
　　腐败对于局中人——行贿者与受贿者——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其实是无需“严格的数学证明的”。一方面，行贿者通过行贿得到合同，最终收益肯定会超过其行贿花费；而另一方面，受贿者也得到了本来可能得不到的好处。所以，在行贿者与受贿者都在暗地里心满意足地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时，没有人会怀疑他们都同时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腐败行为并没有损坏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福利，相反还增进了他们的福利，这正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改进”。
　　但右翼经济学家们仅看到此，正显示出他们视野的不够宽广。他们缺乏对于腐败影响的整体性把握：即腐败在增进局中人福利的同时，对全社会来说，却产生了“外部性”。在透明国际班德会议上（1999），经济学家们就指出了腐败的整体性危害：“第一，偷税漏税严重。政府收入少和开支多，因为其官员没有选择好的合同，但是那些合同却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更糟糕的是，剩下用于社会投资的钱很少。第二，市场经济不能运转。处于有利地位的企业并不一定是生产率很高的企业和生产质优价廉产品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懂得如何同当局打交道和向什么人送礼。第三，外国投资减少。因为贿赂实际上是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这是公司结算中增加的一种费用。”
　　撇开此不论。这些经济学家们鼓吹过他们深谙的制度学派理论，并以中国制度学派自居过。他们尤其对诺斯的关于改革遵从“路径依赖”规律的说法很是推崇。而真以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观之，我很怀疑“腐败出”的一套新体制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按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1993），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当一种制度结构能对“生产性努力”形成激励时，亦即经济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边际生产性努力对全社会的边际贡献成正比时，经济增长就具备可能性，社会进步也才能成为现实；相反，当一个制度结构不是鼓励“生产性努力”，而是鼓励“分配性努力”，亦即，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以“生产性努力”作为参照系，而是以经济人在分配过程中尽量“多吃多占”的能力大小为参照系，经济增长就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社会进步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完全可以说，一个制度对腐败问题的容忍，是对“分配性努力”最大的偏袒。因为腐败是最典型的“分配性努力”。即腐败者决不是通过“生产性努力”来增加收益，而是通过滥用手中的权利来增加收益。制度容忍腐败，实质就是这种制度结构是一种激励腐败的结构。而且，腐败者往往是社会强势集团的成员，我们又知道，社会强势集团对于制度演进的方向起重大作用。所以，一个不断靠鼓励“分配性努力”产生的制度，步入的更可能是低效率的被动锁定状态，而非良性循环。
　　与能否通过腐败推进改革这个问题相比较，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新的动力源在哪里？1984年以前，中国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所以，民众本身就构成了改革的动力源。而改革进入城市后，正如杨瑞龙(1999)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开始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中央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当地改革的获利者，所以它们也有积极性利用其政治功能实现经济功能。但在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某些获益者往往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因为不愿意改变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愿意继续改革，而另一方面某些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看不到改革到底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很多地方的政府，因为公权被市场或被腐败所削弱、且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因腐败而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改革很容易陷入停滞的境地。新的动力源在哪里？或翼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加入ＷＴＯ借助外部力量推动改革，其缘由大概在此吧？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更是行之弗远的。
　　现实更能说明问题。号称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们都承认，中国二十年改革中，政治风波的诸多成因之一常常是人们对于腐败的极度不满，可以断言，腐败已经构成了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最严重因素。而一旦宪法秩序遭到破坏，中国的改革还能继续进行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认为深谙新制度学派理论的这些经济学家们，恰恰缺乏西方新制度学派所具有的整体主义素养与历史主义情怀。
　　
　　经济学家的世界与普通人的世界
　　
　　腐败本身并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普通百姓都痛恨腐败。经验表明，西方现代性国家政府的更替，一个经常的理由并不在于谁在台上更有能力发展经济，而在于谁在台上时能确保没有腐败的丑闻。因此，执政党都以反腐败确证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反腐败来赢得选民的支持；对于在野党来说，欲将执政党赶下台，并由自己取而代之，一个很奏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攻击执政党的腐败。现代性国家如此，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更是如此。缪尔达尔在论述南亚国家的腐败时就指出（1968）：“对于南亚各国政府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贪污腐败的程度同该地区的政府是否稳定有直接的联系。”中国政治家邓小平说，腐败可以亡党亡国，其理由也就在此。
　　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却搞得如此复杂，且在看法上与普通人迥异，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想到何清涟（2000)在一篇文章中对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区分。
　　按理说，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研究时，首先不应该违背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其实就是对一般的存在的一般是与非的标准，甚至都不涉及到更复杂一些的事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九八大洪水，造成三江流域众多普通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至今仍有许多灾民的生计未能恢复到洪水前的水平而言，如果经济学家一定要说出一套“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之类的“破窗理论”，则无论你是将这套理论论证得如何天衣无缝、天花乱坠，都是“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与谎言”。而我们这些经济学家们的确这么做了。在腐败问题上，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这么做了。
　　更可怕的是，右翼经济学家们违背常识理性的这种行径，中国学术界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即使有人出来讲话也很快被压制与扼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在这里想放言几句。因为这些经济学家们声称他们是真正的学术，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且利用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力为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制规定矩。谁如果不遵从他们的“学术规范”与“交往理性”，他们就宣布谁不是经济学家，谁的著作不是经济学著作。这就如同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骗子。行骗之前先预设一个“前提”：说谁能看见他们织的布做的衣服就是聪明人，谁看不见就是愚蠢。在此情势下，中国学术界还有多少人有勇气喊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这样的常识呢？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经济学家为何要违背常识理性？我想大概有两个理由。从学术研究的立场上看，他们近年来特别强调经济研究的“现代化”与“规范化”，其实就是“西方化”。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成果能否被西方同行接受与认可，而并不关心他们的成果对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作用。而且他们还以为，目前西方最得势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此情势下，他们也就力图使他们的观点具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势之时，经济学的确使得这个世界区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普通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遵从的是常识理性。人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是否和谐与公正，人们期盼由他们自己选举出的政府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个是经济学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正如海尔布鲁纳所言（1999），“政府永远处于守势，而市场却始终被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然，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为市场辩护比较对人胃口，而为政府辩护则不讨人喜欢。为此，他们就大谈自由”。在海尔布鲁纳话之外其实完全可以再加上一句：“在当代经济学面前，社会公正永远处于守势，而效率却被始终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讲效率比较对经济学家们胃口，而讲社会公正则被视为外行。”所以，他们的言论违背常识理性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从阶层立场上看，正如某位经济学家不久前坦认的，经济学家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他们还有另外一句话：经济学家也讲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众所周知，中国当下各利益集团中，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处于强势集团的位置，也最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经济学家们的个人效用；而普通百姓，只是“在时代的怀抱中跳舞”，即使在利益遭到损失时，也“只是循自己的本性生活”，与强势集团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某些经济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三个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和企业家”，“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张曙光，1999）因此，他们设计出这样一副完全不理会“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之外的普通人世界的改革图景：在新的资本阶层崛起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通过金钱进一步收买权力者，以巩固并加强自身的地位；而权力者通过出让权力也富了，成为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学者”则为两个集团攫取其利益提供学理上的合法性辩护。三个集团结盟，就达到了“自由秩序”之境。至于普通百姓在这个图景中的位置，则不是这些经济学家们所要讨论的事。
　　但中国的大变动没有如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愿就此“保守”下来，而仍在继续进行之中。换言之，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才刚扯开序幕。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以及中国学术界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卢周来，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制度功能，利益集团，腐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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