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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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九十年代中国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进行审视时，不能忽视这些经济学家们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开始讨论问题之前，我想说明两点：
　　其一，本文不打算为“腐败”下个什么确切的定义。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对常识的尊重。因为对于什么是腐败，中国百姓心目中早已有一杆秤；而如果对这种常识再加以理论化，玩的无非是文字游戏；且此时言语的限度就很容易表现出来：说出来就是错。当然也是为了避免陷入讨论中另一方设就的逻辑陷阱。
　　其二，像“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这样“精致”的观点，并不是中国右翼经济学家们的发明。西方研究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也早已遭到了批评与清算。缪尔达尔就说（1968）：“西方学者关于南亚贪污腐化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它加快了办理烦琐行政手续的速度，这显然是错误的。”“贪污腐化对努力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十分有害的，它对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并使发展出现停滞。”1999年“透明国际”南非德班会议后发表的有关述评文章也指出：“直到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腐败有利于亚洲虎的发展这种印象是很普遍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它亚洲虎被看成是表明腐败甚至可以促进发展的例子……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都感到失望。腐败使东南亚的资金丧失殆尽。投资没有取得成果，国家和投资者都变得没钱了。”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仍热衷于论证“腐败有利”，只能让人十分奇怪。
　　
　　公权的存在与腐败的源起
　　
　　关于当下中国社会腐败的源起，少数经济学家将其全归因于公权的存在。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为张维迎“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进行辩护时说（1996），中国经济生活中腐败现象多，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多。公权存在的场合如此之多，使得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对如此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进行监督与执法，所需要的费用显然相当大，防止腐败、消除腐败的成本必然很高”。以至于“一个社会把那么多的资源配置在反腐败这个用途上，也是件很不经济的事”。
　　张维迎（1995）尽管没有明确表达出公权必然产生腐败，但在论述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时，首先设定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公有制下”，然后他又区分开了“公共产品的腐败”与“私人产品的腐败”，并说“现在管的大量是本该由市场管的经济学上称为私人产品的腐败”。在此，张维迎其实也将本应该属于私权的公权的存在作为腐败的源起。
　　正因为将腐败的源起全归因于公权的存在，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要想把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就要减少公权数目，缩小政府规模；把更多的事情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更具体地说就是：“大力推进非国有化改革，大规模地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国有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个体的与私营的企业。”这就是他们推出的治根性反腐败措施。
　　在强调缩小公权范围从根本上反腐败的同时，张维迎（1995）将政府经常性反腐败行为称之为治表性反腐败。并且认为，因为这些腐败发生在本来应该是私权但在中国仍属于公权领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所以，反腐败应该“非常非常适度”。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存在的必要条件，在此一点上，中国学术界其实没有什么分歧。但这并不能得出下述结论：所有的公权都将导致腐败。而这一点，这些经济学家们本人怕都不会同意。从现实中看，将腐败全归因于公权的存在更说不过去。尽管不少经济学家想尽办法论证计划经济时代也有很多腐败，比如张维迎就说（1995）：“改革之前我们的体制同样受腐败侵蚀，腐败并不是改革之后的产物。”但这其实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腐败现象就很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恰是“公权”无处不在的时代。即使是当下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也不是公有产权更普遍的国家而是相反。据“透明国际组织”1999年一项统计排名，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无一不是奉行市场制度的国家。所以，公权存在的场合多少，与腐败并没有天然的联系。
　　应该看到，张曙光先生对中国腐败的分析要全面得多。即他关照到了以上两点常识。因此，他在对腐败的源起的分析时指出：“在公有制经济中，不仅公共财政之类的决策是公共决策，而且除个人消费之外的一切经济决策，包括生产、投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产品销售等，都普通地具有公益决策的性质，因而产生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客观基础相对广大。”“然而，腐败和贿赂的广泛宽厚与其滋生蔓延的现实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张还说，“实现市场化是解决腐败的一个根本出路，只能从缩小其产生基础的意义上去理解”。但张在论述为何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腐败而改革反倒引发大规模腐败时，着眼的是制度本身而非他常说的制度变迁，他论证了旧制度如何、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如何，而忽视了两种制度衔接过程中的问题；而且在论述反腐败措施时也仍旧在“如何将公权转变为私权”上下功夫。这一点上，又与樊纲、张维迎无异。
　　相比较而言，我更同意香港学者李南雄（1989）的观点：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存在本身，“部分原因在于党-----国家组织结构内部功能的衰变趋势，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干预的全面减少以及社会范围内新的协作模式发展的停滞所造成的制度真空”。也就是说，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一方面是公共权力领域的不断缩小与原来公共权力架构的失效，而另一方面，新的公共权力架构又没有形成或还没有发生作用，因此，导致了腐败。
　　与这些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反腐败措施不同的是：我必须强调治根性反腐败与治表性反腐败并重。我认为从根本上反腐败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但这种制度建设本身在我们看来更应该指一套以权力分设与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制衡结构”。如果从制度学派的观点看，这种制衡结构是一种能够保证“正式强制”得以有效遵守的“实施特征”（诺斯，1993)。没有这种制衡结构，公权的范围再小，腐败的程度及社会后果照样会很大；没有这套“实施特征”，在经济与政治博弈场上，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规则再多也是形同虚设。在强调此意义上的治根性反腐败的同时，必须重视经常的治表性反腐败，以此来弥补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真空”。
　　其实，就腐败的源起以及如何反腐败这个问题本身而言，并不能看出更实质性问题。更实质性问题是，少数经济学家将腐败的源起全归因于公权的存在，将矛头直指公权，有其更深的用意：否定公权存在的合法性，削弱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能力，推动他们所设计的彻底自由市场化改革。
　　可惜的是，他们从来不理会，在经济学家的世界，始终也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比如，海尔布鲁纳最近就指出（1999）：“要知道，没有政府，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将维持不到两分钟。”而同样作为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也强调了政府的权威在制度转轨时期的重要性。他说（1999）：“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不靠一个独裁的政府，一定会被黑社会搞乱。”可见，在他看来，制度转轨中政府能力被动的受削弱可能导致腐败及极度的社会不公，而这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而目前在中国，改革中政府能力的确已经遭到了这种削弱，腐败与改革的公正性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难怪张五常嘲笑中国那些崇拜他却未必真理解其思想的同行们在“瞎说”，是“文字垃圾”。
　　不妨稍说点题外话。从经济学家们对于反腐败的态度上的分歧，也可以导出中国思想界在更大问题上的分歧。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们，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出发，完全忘记了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奈特曾警告过的“最大的谬误莫过于将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甘阳，1999)，认为他们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自由主义，并以为一旦中国经济完全市场化后，产权完全私有化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们认为包括解决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诉诸于“自由”二字是很自然的；甚至为了他们所谓的“自由”，他们不惜反对“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建构理性”，破坏了市场的“自发秩序”，还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另一些被“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新左派”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实行民主。而美国学者霍伯特·金蒂斯说过（1991)：“民主是一种最有效的制衡结构”，“民主制度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鉴别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而在于通过言论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适当程序、定期选举的方式使领导者必须对其权势负责。”这恰与“新左派”主张的建立起以权力分设与相互制约为特征的“制衡结构”才可以根治腐败在学理上是统一的。由此不难看出，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分野，已经包含了是“自由”（新自由主义者言说的自由）还是“民主”问题上的分野的种子。
　　
　　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少数经济学家们不仅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权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治根性反腐败必须使公权彻底私有化，而且还提出了他们的一套使公权彻底私有化的方案。这种方案说到底也就一句话：用腐败“购买”公权，这种理论也可以称之为“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这一点，张曙光（1993，1994）表达得最清楚：张在其文章中对一位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腐败的正负功能》进行了评价，说该文虽然介绍了腐败的正面功能，“但作者对其作了一个很大的限制，认为腐败能够瓦解一个旧制度，而在创建新制度中却毫无作为，似乎不大符合该文的逻辑。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对改革易于诱发腐败而又必须抑制腐败的关系作精彩分析的同时，却没有提出利用腐败问题。”张自己认为：“从腐败的正面功能中提出利用腐败问题似乎有悖常理，但却符合逻辑。这一点也许在改革中更有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一个权利和利益转移或再分配的过程，”而“在人类历史上，自愿让出权力的事情是很少的。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通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和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权钱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值得指出的是，张五常也持张曙光同样的观点。张五常曾在一篇文章中力荐他的“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方案（1995）；最近在武大一次讲演中，张先生仍忘不了他的那套方案。他说（2000）：“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但张五常与张曙光之间在观点上也有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张曙光不反对甚至支持用腐败这种私下、个别却是普通的交易达到用金钱收买权力，而张五常则主张公开进行交易，并由政府出面一揽子解决。
　　最绝的一招也许算某位著名的少壮派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不知有多少次声称“公有制”的低效率与短命，并推出了种种私有化方案。但因其方案用学术包装得十分严密，除经济学家们心知肚明外，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而在一个私人场合，这位经济学家倒通过举例很通俗地说明了他的主张：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他所举的例子是：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因认为这碗饭不能吃都走开了，这碗饭也就属于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撇开私有化不论，因为这很容易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因缘。仅说用腐败“购买”公权使公权私有化这一点，我想有两点请教于他们：
　　一是既然权力者可以以公权换到金钱，他会一次性让渡手中的权力吗？缪尔达尔（1968）在论述南亚国家的腐败时曾提出过腐败的“因果关系循环圈”。其意思是说，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会进一步强化官员的权力意识，因为“贪污的蔓延反过来又使官员对保持这种权力有直接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官员薪俸很低，贪污对他们极有诱惑力。于是，贪污腐化进入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循环圈”。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为什么市场取向的改革如此之难？其中某些权力者尝到了权力可以换来金钱的甜头，所以更加珍视手中的权力。于是，公权的出卖在中国变成了长时间愈演愈烈，由局部个别现象演变为全社会弥漫性的腐败。
　　其实张曙光先生也曾区分了两种情况：即腐败和贿赂具有收敛性与发散性两种结果。他还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腐败和贿赂还会不断从这一权力产生出来，并且具有发散的性质，于是，公益决策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变成私人决策，市场化改革也无法推进。改革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将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最终将被腐败和贿赂所吞噬。我们称此为改革‘陷阱’”。但可惜他的理论没有贯彻到底：首先，他认为腐败也可以购买公权，而实际上，通过腐败这种私下的、个别的却是普通的权钱交易，恰会使腐败出现发散性；其次，他对腐败可能使改革陷入“陷阱”的看法，与何清涟后来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基本立论有相似之处。但在何清涟警告中国已经出现了陷入改革“陷阱”的现实危险时，不知道张曙光先生及其他经济学家为何要横加责难。
　　二是谁可以购买公权？购买以后权力落到了谁手中？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西蒙尼亚曾指出（1996），一个国家在具备了以下前提后，通过腐败促进自发私有化，最终将走上官僚资本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些前提中有：１、历史上有过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２、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些实质性成分至今还保存着，虽然已经改头换面；３、社会经济总体上的落后；４、经济管理的广泛官僚化；５、保持独裁政治；６、为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此情势下，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有能力与财力通过腐败购买公权，而公权被购买后，并没有由权力者手中落到市场的手中，而更多地由权力者单独拥有变成了当权者与既得利益阶层共同拥有。。
　　平心而论，相比较而言，张五常先生建议的一次性公开购买的方案可能会达到促进新体制建构的目的。所以，张五常先生一再说“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因为走得慢，这种一次性公开购买就变成了慢慢的私下的腐败，社会可能走向他所担心的第三种体制：“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但中国的情境其实决不会发生张五常先生所建议的由中央政府出面一次性公开购买权力的事情，相反，却正出现朝张先生所言的“第三种体制”过渡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张先生说得很对，道出了“终极真理”，但我仍不得不说得很刻薄：张先生终究是“他们的世界”中人，不过到“我们的世界”又一次上演了他的那番“屠龙术”而已（余世存，2000）：无论张五常先生如何标榜自己，实际情况是，鼓吹腐败的经济学家们以为中国可以按他们设计的路径建构出一个“自由市场体制”，最终将被证明，他们在反对搞“计划乌托邦”的同时，也不过是在为中国设计另一个“市场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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