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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3期

三家村

作者:王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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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太太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你这人倒是真的聪明,把自己看得挺透的。”
  这一次胡先生的难过延续时间很长,尤其是他回了北京一趟,竟难过得更甚了。他过去的一位同学,当年被分到地方上的,如今坐着奔驰,携着大哥大来看他,在鼓楼大街的海鲜酒家挥金数千元请他“便饭”,觥筹之间,真的就有电话直打到饭桌上讨指示。胡先生在一边心里如翻倒了五味瓶一般。“便饭”之后,胡先生在家憋了三天没出门。等他登上回美国的飞机时,他想定了决不“豁出去了--混罢”。从机场回到家,他把行李一搁,马上扑到电话机上向学校的商业管理系要课程表。从此胡先生开始一边工作一边修商科,他不能就这么乖乖儿地做了美国这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想把自己再武装一下,将来回国或者做双边贸易,或者搞科技合作,总之他想让生活再度变得朦胧起来。虽然他忙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忙得连钓鱼的工夫也没有了,他心里倒是好过多了。
  胡家在离姚家不远的地方也买了房子,姚家把自己房子装饰得整齐漂亮,暗中有个攀比的意思,胡家简直就顾不上。胡太太在胡先生毕业之后也到学校去读书,夫妻整日地在外头忙,房子常常锁着,地毯十天半个月也不吸一次。一个周末姚家过来串门,见他们家乱得像遭了抢,客厅里堆着刚刚开了封的纸盒子,桌子上沙发上满是纸片,窗台上的盆栽干枯发黄。胡太太见了姚家夫妻,忍不住就向他们数落胡先生:“尽瞎折腾!家中一样家具不买,却花钱买传真机,复印机,说是做生意,只看见赔钱进去,没见他赚回一个子儿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姚家夫妻见他们正狼狈就告辞出来。
  等他们走了,胡先生对胡太太说:“你知道什么,乖乖地跟了我过日子,我们的将来不在这个城市里,不在这栋十多万块钱的房子里,知道吗!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真是妇人之见!”
  姚家夫妻走出来之后,姚先生对姚太太说的是:“讲句老实话,你嫁我这样的丈夫是很实惠的。”姚太太在姚先生手上拍了一记,作为回答。夫妻俩人携了手,一路笑眯眯地去了。
  在三家村中,莫家的路走得要比另两家吃力些。这种吃力一方面由于莫太太学的是文科,且不说做学生的时候她付出的辛苦比胡先生、姚先生要多,等到毕业找事简直比上天还难。艺术史,哼!假如一个城市里有一千甚至一万家公司需要计算机专家,那么顶多有一家或者到两家博物馆需要艺术史专家。姚家的困难是一时的,而莫家的困难差不多是终身的,假如莫太太不换个专业的话。另一方面,莫太太嫁的人--莫先生--可巧又是一个中看不中吃的,这里指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职业:莫先生画画,是个画家。这一对过去在国内,才叫珠联璧合,配得天衣无缝。莫先生画画,莫太太加注,一个实践,一个理论,刀枪不入,俩人在国内颇有些风头。一到了美国,虎落平阳。莫太太从讲师沦为学生,莫先生更一无是处,英文一句不会,画出来的画不中不西的,是一种中国意思的水墨抽象画,黑乌乌的一片。在中国人眼里看是学来的西洋抽象画,在美国人眼里看是一种不道地的中国画,谁要?莫先生偏偏死心眼,咬定了自己的艺术是好的,不肯变一变。刚到美国的时候居然从外面捡了一张丈二的桌子,往上面搁了砚台,笔洗,镇纸,放毛笔的小竹帘子,很是一回事。到了晚上人静车稀,哗啦掀出一整张宣纸,磨一砚浓墨,解衣磐膊,水墨淋漓……就那会儿工夫莫先生还能重温在国内的一点余威。画好了,拿到美国人的画廊里去,美国人哼着鼻子说:“Interesting”(有趣),接着就把他送出门去,说再给他电话,这样的电话莫先生在家没等到一个。莫先生有些儿慌,他慌的是:他再卖不出画去,莫太太给他的限期到了,他就不能再老了脸在家里画画了,他得出去挣钱了。不然怎么办,靠了莫太太那点儿公费一家三口的嚼吃可揽不下来,他们家人口比另两家要多,有一个儿子。大丈夫一言,等莫先生把从国内带来的一捆宣纸画完,他把两只手上的墨迹洗尽,捋一捋头发,没说二话,出门挣钱。他干的活是给人刷油漆,粉墙壁,他是画画的嘛。这份活挣的钱倒还很说得过去,但这路活是零工,像抽风一样,一阵有,一阵没有。最后有人介绍他到一个做门窗的工厂里去做事,当然不是去画画,是做工人。他和莫太太合计了多半宿还是去了。主要是莫太太强迫他去的:假如我的专业好找工作就罢了,偏又是文科,一家子得有一个人有一份正经工作,到底踏实些,不然两个人都晃着,在美国可不是事。你先干着,等我毕业有了工作了再换你出来。莫先生一个男人,推卸不了养家活口的责任,这位曾有志于革新中国传统绘画的画家因此进了工厂。那张大桌子上的砚台,笔洗,镇纸,放毛笔的小竹帘子都收了起来,莫先生眼不见,心不烦。从厂里下班回家来,一顿能吃一只整鸡,倒头便睡。那张桌子从此一直被冷落着,直到三家村那次办鱼宴的时候才真正派了用场,它实在很大。
  莫太太并没有把养家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丈夫,实际上她甚至比莫先生还要辛苦。莫先生费力她费心。莫太太是一个认真的人,也是一个谨慎的人。论读书,她是一块上好的料,从小就是在家里的书堆中滚大的,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下来,总走在最前头。在出国前她已经写文章出书,在自己专业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她的文章让行里的专家老前辈看了,也晃着脑袋,拍着桌子说:嘿,真不错,巾帼不让须眉啊。和那一手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的文章相对应,她的生活作风也是重安排,重因果,决不肯散漫放松,没有章法。在文章里每讲一句话她要考虑其出处和来历,在生活里每做一件事她要考虑其结果和效应。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她就计划着考研究生,念研究生的时候,她计划着要留校。这种超前的计划非常重要,使得她总是比别人起步早,因此更容易接近目标。她的生活步步落实,井然有序,一路春风。到美国之后,莫太太更拿出十倍的小心、三倍的超前来筹划生活,在她看来自己有两个根本的先天不足:她的专业,她丈夫的专业--就是为超前的考虑不够长远所误。所以她要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表现出真正有效的提前量。在儿子还只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莫太太就开始为他设计将来。首先她要做的是决不能让他当画家。莫太太不安地发现,先前当莫先生在那张丈二的桌子上作画时,儿子就像猫闻到了腥味,多晚也愿意陪着看,莫太太心里暗暗着急。打发莫先生进工厂,一方面固然为了家庭的经济,另一方面她要切断儿子和绘画的亲近,这一点她甚至对莫先生都没有透露过,这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秘密的计划。这位妈妈熟读艺术史,知道除了天才之外,谁也不能靠了艺术享福得利,通常只能被艺术盘剥敲诈。她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儿子将来在美国受穷,饿饭,就这一个儿子。等莫先生把画具收起来,莫太太马上把它们藏得没了影子,只带了儿子去学钢琴,学敲鼓,学游泳,学计算机,学西班牙语,总之学什么都行,只别学画。她不动声色地在暗暗和儿子的天性较量。旁人只觉得奇怪:看上去莫太太对自己的儿子无微不至,但儿子却始终对自己的母亲有一种隐忍的敌意。莫太太的儿子相当聪明,在学校里轻而易举就是好学生,但他却把妈妈安排的课程学得一塌糊涂,莫太太很伤心,对他说:你半小时一堂钢琴课就要十二块半,那是你爸爸的血汗钱,容易吗?儿子马上回嘴说:“Why dont you just stop it which could save money and make both of us happy。”(你干嘛不停了它,那样咱们既省钱又快活)莫太太听了就更伤心了。所以当姚太太或胡太太盘算要不要孩子的时候,莫太太的劝告总是:甭要,操心,生气,千万别指着他能给你养老!
  莫太太找工作费了牛劲了,她在系里功课不错,甚至还用了比美国学生更少的时间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不幸的是取得美国博士的成就感只能在中国的环境里成立,在美国,博士找不到饭吃的大有人在,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莫太太找工作的记录几乎是屡战屡败。就在姚家蒸蒸日上,胡先生一举找到工作的时候,莫太太正处于--相当于西方艺术史中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莫先生倒厚道,对莫太太说:“别操那心了,你就在家呆着吧,愿看书看书,愿写东西写东西,我一个人的收入也足够一家子过了。再说我已经豁出去了,就成全了你吧。”莫太太听了这话,翻了莫先生一眼,不领情,说:“让我在家呆着,哪里是成全我,明明是毁了我,在家再呆下去,我觉得自己整个成了一废物。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连姚太太都不如了,这心里过得去吗?再说,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这么下去,等我有了工作,就把你替下来,你还可以学点什么,念个学位,不好吗?或者你……画画……这几年辛苦你了。”莫先生听了这话,垂了头半晌不说话,莫太太以为他是心里难过,过去摸他的头发,莫先生把她的手拨开,把头重新抬起来,对莫太太说了下面的话:
  “得,别再对我提画画,别再对我提艺术,这几年我离了这些东西心里倒清爽了。吃饭睡觉比艺术实在。你也甭跟我提学位不学位的,现在我是不如你了,你是个博士,我是个工人,不过我倒觉得我活得比你痛快,晚上下了班,洗个澡,百事都了。我看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没有一分钟是自在快活的,这份累也亏你受得了。工作难找不假,你说你连姚太太都不如了,可是你肯掉了架子找一份像姚太太那样的工作吗?那种工作你不出一星期就可以找到。你肯吗?!你的痛苦一大半是自找的。用不着这么瞪着我,你爱琢磨事儿,你自个儿去琢磨琢磨我说的话,我先睡了。”
  那一晚上莫太太琢磨了些什么呢?没人知道。莫先生在第二天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莫太太把一大摞信--足有二三十封罢--塞进街口的邮筒里去了。这是莫先生第一次见她一次发那么多求职的信。
  除去莫先生说的这些“自找的”痛苦,莫家的生活其实也不差,一方面有莫先生一份固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仰仗于莫太太的勤俭持家。莫太太那样的知识女性由于内在的充实,虚荣心就比较少,单是这一项就把女人花在外表上的那一笔数目不少的钱省出来了。在美国四五年间她没有给自己买过任何化妆品和新衣服--不包括在跳蚤市场买一美元或五十美分的旧衣服。有一次他们家需要一把锤子,在商店里买要五六美元,莫太太就不舍得,直到有一次偶然在卖旧货的地方看见一个缺了柄的锤子头,五十美分,马上抓在手里,一次成交。莫先生在一旁说:买也买个完整的,使起来方便。莫太太说,没事儿,一样使。意犹未尽,还补了一句文诌诌的:质胜于形嘛。莫先生就不再回嘴了。果然的,这锤子头,他们如今还使着。在这样周到严密的控制下,莫家的经济实力一点不次于姚胡两家。当胡家继姚家之后也买下了房子,莫太太不甘人后的老病发作,一鼓作气把存款全都拿了出去,也贷款买了房子,离姚胡两家不远。三家村人因此又归在一处。
  现在,三家村人在美国已呆了七八年了,虽然他们始终保持联系,但若干年前在小意大利公寓的相濡以沫正渐渐地被相忘于江湖的趋势代替。在三个不同的房顶之下覆盖着三家不同的忧与乐。
  姚家,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系列“发迹”的项目都扮演完了:新车买了,房子买了,满堂的新家具都布置妥帖了,近的远的朋友都逐一地邀过来看了。上升期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了,剩下的便是他们夫妻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布景里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内容。和演员演戏一样,在人生的舞台上也需要有观众在一旁喝彩叫好,人才活得起劲。姚家的观众却星散了,和他们差不多时间来的人都分别有了工作买了房子,有些挣钱多的,买二十、三十万房子的都有,姚家十万的房子就完全显不出风头,自己守着悄悄过日子就完了。夫妻俩人被这份寂寞所压迫,有时想:要个孩子吧,有时想:换个工作,换个地方,换个房子,但他们始终什么都没有做,因为这些事真做起来没有一件是省心的,算了。
  胡家,胡太太书已读完,她学的是计算机,不费什么事也有工作了。胡先生的商科也修完了,正准备孤注一掷,把工作辞了,回国去开公司。胡太太老大的不乐意,第一,她得在这里做留守女士,该有多么寂寞;第二,胡先生此举前途未卜,且不说闹得不好人财两空,即使闹好了,胡太太要跟着受多少委屈呢。夫妻俩为此极不愉快,甚至提到离婚。
  莫家,莫太太总算找到一份工作,在市郊的一个女子学院里教美术史,工资低不说,还是临时的,而且在那样一个小学校教书仍然怪委屈莫太太的那份学问的。她因此还在一直不停地找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找工作成了我的full time job。莫先生对此从不置一词,他还在工厂里,他真的不画画了。他们的儿子个头长得都快赶上他了,现在这孩子迷的是篮球,谢天谢地,他总算没有做画家,就这一件事莫太太是满意的。
  王瑞芸,女,江苏扬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硕士,1988年赴美,现居洛杉矶,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巴洛克艺术》、《美国艺术史话》等,译著有《杜尚访谈录》,并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海内外中文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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