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作者：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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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兴建“塔楼+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2日，《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
自然，知识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