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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恐怖结构：从麦卡锡主义到红色猎杀
作者：刘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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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美军在忠清北道永同郡老根里的铁道旁，活生生射杀了300名避难平民，只因为他们的身份被怀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戮，在战争过程中层出不穷。根据韩国民间团体“良民屠杀对策委员会”的调查，光是国防部纪录有案的，就有37件之多。朝鲜的统计资料当然更为庞大：仅仅在战争初始的1950年7月一个月内，美军即在南朝鲜13个市道，共屠杀了42008人。
1950年10月，美军开始往朝鲜推进，在“焦土化计划”的指令之下，被无辜杀害的平民更是难以计数。据统计，仅仅到1950年底，即有17万以上的平民死于美军的屠戮。其中，在信川郡被美军杀害的即有35383人，占当时该郡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
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平民的大量屠戮，除了因集体化恐共、仇共而衍生“猎杀红匪”的亢奋情绪之外，种族歧视也是原因之一。手无寸铁、黄皮肤、矮个子的朝鲜百姓，在手中握有精密武器的美国大兵看来，是劣等民族，其生命低贱如土。恐共、仇共情结加上民族优越感，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冷血的杀人机器。这些杀人机器在越战中造成更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
以杀人为乐事的“终结者”
1965年3月，约翰逊总统派遣两营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岘港，美军正式卷入越战。到1975年4月30日自西贡撤退为止，十年之间共有二百多万美军在越南服役。25年之后，这些越战老兵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呢？今年有一部集体拍摄的纪录片，名为《冬日战士》，由越战老兵叙述他们自己对战争的记忆。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国家机器是如何抑制他们的道德意识，如何激发他们攻击、侵略的动物天性的。他们提到教战手册中的句子：“一个活着的越南人，就是有越共嫌疑的人；一个死去的越南人，就是真正的越共。”“如果一个农民在你接近时逃跑，那么他是越共；如果他不逃跑，那么他是聪明的越共。在两种情况之下，都必须将他射杀。”
这样的战争逻辑，将每一个美国士兵都变成以杀人为乐事的“终结者”。老兵们还谈到，当时的奖励制度是：以越南人的耳朵(不管死的、活的)换取罐装啤酒，耳朵数目越多，喝得越是过瘾。至于焚毁村落、强暴、刑求、以小孩为枪靶……更几乎是每天的例行故事。美军当然也拘捕了不少战俘，由直升机运送到集中营。但是，老兵说：“我们被教导，要算战俘的人数一定要等到直升机降落之后，因为，有一部分，早就在飞行途中被丢了下去……”
美军最后是屈辱地离开了。但是，美军在越南使用了1500万吨爆炸物，4200万公升落叶剂。战后25年来，依然有38248个越南民众死于未爆弹，有1000万人受到落叶剂的毒害，落叶剂污染地区的畸形儿比例特高，越战的伤痕将延续好几个世代。
一般估计，整个朝鲜因战争而丧生的人数高达300万。越战中，美国有5万8千人丧生，越南因战火而死亡的人数超过300万，而且，战争遗毒蔓延，即使时隔25年，数目还在不断累增当中。
进入“后冷战”的时代
一般人定义“冷战”，或强调其悬而未决的对峙状态(譬如阿隆“和平不成，战争不像”的说法)；或从核子弹头“恐怖平衡”而强调其不得不然的冷静与自制。这都是偏重其“冷”，而忽略其“战”。朝鲜战争和越战正是“冷战”期间的两场“热战”，对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居民来说，都是极端狂热、酷厉、难以抹灭的血腥记忆。何“冷”之有？
美军所到之地，更留下了一个恐共、仇共的恐怖结构：威权政府利用军方武力和庞大情治系统，对异议分子全面网罗和刑戮，韩国和台湾尤其是最鲜明的例子。早在1948年4月3日，在美国军政统治下的济州岛发生民众抗争事件，美军协同韩国军警展开武装镇压，以讨伐共匪为名，在济州全岛进行搜捕、屠杀，受难者多达3万人。直到1980年的光州事件，美国支持全斗焕政权派兵镇压，有250名示威者惨死街头。
此外，根据1950年6月27日《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在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同时，联合参谋部就拟定远东政策，其中即决定“采取防止台湾陷入共产党之手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当然包括支持蒋介石政权以“反共”之名进行清除异己的工作。蒋介石在美军第七舰队的协防翼护之下，展开一场对台湾岛的全面大扫荡。白色恐怖从五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无数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因“匪谍”之名而被捕入狱、失踪、死亡。直到1984年12月，被关押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终于在入狱34年又7个月之后获得假释，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台湾才真正从白色恐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台湾，我们习惯于依循美国的说法，将冷战定义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峙，相对于“邪恶”的共产世界，自由世界提供了美好的梦想。然而，血腥的历史告诉我们，所谓“自由世界”其实有它恐怖的一面，而且不是单一的恐怖事件，而是整个恐怖的结构。这一结构曾经侵吞了无数的性命，曾经使无数人的身体遭受摧残，无数人的精神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朝韩高峰会谈之后，我们算是真正进入“后冷战”的时代。这个时候，回顾前尘，我们需要更多的冷眼去观察世局，却也需要一副热心肠去改变那些被扭曲的现象，改变不合理的历史构造。
刘鸣生，学者，现居台北。主要著作有《从改革者到掘墓人》等。
参证文本：
朝鲜战争的内部与外部因素
·黎建江
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后的分水岭。在二战中，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为抵抗纳粹所建立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因朝鲜战争而彻底瓦解，开启了尔后四十年的冷战对峙。
美国在亚洲的布局也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产生巨大的转向。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主张承认新中国政府的主张一度占了上风；由于朝鲜战争，这派主张遂被打入冷宫，美国因而失去及早与新中国建交的时机。美国政府并展开长期对新中国全面的围堵与封锁。
对于台湾，朝鲜战争更改变了它的命运。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派遣第七舰队阻止中共的渡海，造成两岸长期分割的现状。近半世纪来，台湾内部政局的形成，包括戒严、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依赖美国，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转折点。
朝鲜战争成因的演变史
早期西方主流媒体与政客们，对于朝鲜战争成因的说法，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赤化世界的一个步骤。在斯大林的运作下，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因而爆发了朝鲜战争。
例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于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册中，便毫不犹豫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朝鲜的作法，就如同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人的作法一样”。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森在1951年美国国会作证时也声称：“莫斯科射来一根利箭于墙上，带来这个警告信：‘投降，否则就被征服！”’当然，亦有冷静的见解，如美国的外交家柯南便认为朝鲜战争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