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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太、新经济与金融泡沫
作者：韩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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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太何许人也?一位无意中牵连出王宝森、陈希同的退休老太太是也。从1991年8月到1993年8月，这位名叫邓斌的老太太以60％的年息吸收了高达3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形成了一股以无锡市为中心的集资狂潮。在那两年时间里，邓老太成了无锡市的财神，百万富翁、千万富婆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邓老太周围，他们暴富或者是靠介绍集资款所得的中介费，或者是靠邓老太返还的高额利息。钱来得太容易了，便潮水般地流向歌舞厅，流向商场，使无锡市的娱乐业、旅游业、商业、房地产业空前繁荣，豪华别墅被抢购一空，无锡市的大小老板们都笑逐颜开。当然，在这场集资狂潮中，也有人看得清醒：“你想她的利息，她想你的本钱。邓老太那个新兴公司能有多少利润，能付得起60％的利息?她是在用借来的钱付利息，是拆东墙补西墙。看着吧，她早晚有一天要垮台的。”果然，1993年4月以后，随着国家紧缩银根政策的出台，借钱越来越不容易，邓老太的集资游戏入不敷出，开始走向末路。无数指望着从邓老太那里领回高额利息的人发现他们已经血本无归，都被邓老太及其周围的人用来营造致富神话，行贿、挥霍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看得清楚邓斌游戏本质的人并不一定是少数，问题是邓斌制造了一个诱人的现象。从现象上看，邓斌是守信用的，只要借给她的新兴公司10000元，三个月后就能连本带利还给你11500元(折合年息60％)，这可比放在银行要赚钱多了。如此，你很难不动心，很难不继续把这11500元作为本钱，再借给新兴公司。从理论上说，只要借给新兴公司的钱比从新兴公司提走的本息多，邓斌就能够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游戏玩下去，直至全国10％甚至更多的钱被卷入到这场游戏中来，造成全国性资金紧缺，生产停滞后，这个游戏才会走到入不敷出的尽头。因此，32亿元完全有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集资游戏的序幕，新兴公司也完全有可能把这场游戏继续演上五年、十年。虽然它仍然是要破灭的，但是在这五年、十年中借钱给新兴公司的人却完全有可能赚到大钱——只要能够在游戏结束前把资金抽出来就行。因此，真正清醒的不是预见到它最终破灭的人，而是能预见到它什么时候破灭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在这种高额集资游戏中获暴利。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调查组进驻无锡市时，那么多借钱给新兴公司的有头脸的人会纷纷替新兴公司说话——因为出资人的利益是与新兴公司的寿命紧紧相连的，他们要赶在新兴公司死亡之前把他们的本息都取出来，新兴公司的寿命越长，他们的获利就越大。否则，他们就血本元归。炒股票的朋友很容易理解这一点，某公司的股票价格其实可以与该公司的利润率毫不相干，只要有大户能制造出该公司有巨大利润前景的神话，配合以巨量资金购买该股票，就可以使股价一路飙升，使所有的跟风者都一路获利，并推动股价进一步上升。不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炒到了天上的股价终有一天是要掉到地上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崩盘，你分不清楚股价的当前回落究竟是蓄势盘整还是跳水的开始。如果你在l00元的高价位上抛掉了该股票，庆幸自己赚了一把时，却发现数天之后它却涨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150元，你就会心痛不己，感到吃了大亏。股票玩的是心跳，其实高额集资玩的同样是心跳。
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新兴公司这场高额集资游戏不能做得更大、更持久?看来，原因并不在于集资机制本身，而首先在于它是非金融公司，没有资格从事这类集资活动，故该案被称为非法集资案；其次，它的信誉不够雄厚，不足以支持更大规模的高额集资。当沈太福集资案暴露时，很快使人对它产生不利的联想；第三，它的集资年利率过高，任何一个略有头脑的人都一眼能望穿这从根本上是一个骗局，从而不利于其信用的树立。就像只有上亿元资金就想操纵股价的大户，急于在短时间内拉高股价，反而跟风者不多。第四，它没有能动员学者和媒体为新兴公司在无锡市引发的“财富效应”作论证，因此不能很好地吸引无锡市以外的资金投入到新兴公司中来。
于是，问题就跟着出来了：如果是信誉良好、网点密布的银行，略高于正常利率水平吸纳储蓄呢?如果有一批学者论证该银行如何有优越于其他银行的经营能力，而媒体跟着起哄呢?理论上，在其他银行保持正常利率的情况下，该银行就有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将全部存款渐渐都吸收到本行来。然而，由于该银行吸纳的存款过多，急于将存款贷出去，其贷款效益就可能下降。因此，从长期来看，这也将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破产结局，但却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使银行资金充足，挥金如土，带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事实上，这并不只是理论虚构。在许多国家的金融史上，银行独立发行银行券，相互攀比着提高存款利率，最后银行破产，储户受洗劫，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金融欺诈的时代。换句话说，邓斌这样的人物其实不少，只要气候土壤合适，他们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最后都设立了中央银行或联邦储备局的根本原因。中央银行可以确定基准利率，要求按储蓄比例交纳准备金，并监督银行的业务活动，以便在银行濒临支付危机时提供紧急救助。这样，任何一家私营银行就都带上了一定的公营色彩。
对于一个持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人来说，承认私营银行最终都得受制于中央银行，这是十分痛苦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决策者代替“看不见的手”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从而在完美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上留下了一个难堪的漏洞。好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央银行，各国独自发行货币，独自决定本国基准利率，汇率随货币供求形势自由浮动，可以是寄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理想场所。但是如果追溯历史的话，我们却发现，自由浮动汇率制曾经被视为混乱的祸首。1913年前后，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时，流行的正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它导致各国竞相多发货币，一方面货币持有人受损，另一方面则是用相应贬值的货币增强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其结果是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反而阻碍了世界贸易和资本的流动。正是有鉴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才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筑的固定汇率制时期，恰好与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相重合，而随着这一体系的崩溃，也开始了七十年代的滞胀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危机频仍的时代。因此，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应该承认固定汇率制的历史作用，而不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弃之若敝屣。不错，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的重大矛盾，因为当美元被各国作为外汇储备起来的时候，也意味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时候。各国外汇储备越多，美国国际收支就越恶化，促使美国的黄金储备外流，以至最终动摇美元的币值，破坏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但是，固定汇率制被废除并不能论证浮动汇率制的合理性，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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