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食色之间

作者：叶舒宪

字体： 【大 中 小】

法。像美国的爱德蒙·威尔逊和英国的莫里斯，都是在这方面成果卓著的代表，他们以广阔的生物学为透视背景对社会文化现象所进行的溯源性诠释，比严守人兽之别界限的纯粹“社会科学”家的著述显得更富有启发性。
　　斯坦福秉承此种二重证据的现代研究传统，但是他也深知这种以类比和对接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弱点和误导可能。“当一个研究者为早期人类的进化建构宏大的理论模型时，她或者他除了诉诸关于灵长类亲属的现存状态的某些惊人相似性的研究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这是九十年代伊始时，他对方法和材料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然而，当九十年代结束之际，他在著作中已经发展出一种三重论证的思路：把和人类最接近的灵长动物行为的考察同现存狩猎采集部落的原始人的研究，以及从考古遗物中所发现的早期人类生活遗迹的复原性研究结合起来。由这样的三条线索所汇聚而成的契合点显然要比两重证据的偶合所引导出的结论更为可信，更为趋近于客观真相。斯坦福一边从事田野的直接观测，一边阅读了大量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著述，这就使他不同于书斋型的学者和缺乏理论视野的民间研究者。《狩猎之猿》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他所读到的晚近发表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大量论著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猩猩的社会行为对于理解早期人类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有人从整合的视界出发，把三重线索的信息统合为一体加以分析和概括。可以预期，二十一世纪将会是跨学科、跨国界的整合研究大发展的时代，斯坦福对三重证据法的大胆尝试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挑战
　　
　　关于猿类的性欲和性生活，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据斯坦福及其同行们的观察，不论在黑猩猩中，还是在小猩猩(bonobos)中，成年的和青春期的雌性们在其每月一次的月经周期中都有一个生动展示她们生殖力的部分。可以把这种自我展现的行为称作“发情的肿胀”(sexual swelling)。雌猿的外生殖器发红，而且充满淫津，胀大持续数日。这是可以性交的身体广告，它足以刺激雄猩猩发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竞争。雌性凭借这种生理的广告效应去估量哪一位或几位雄性是最合意的。相对于黑猩猩而言，小猩猩显示出超强的性欲(hypersexuality)，雌性展示她们的发情广告的时间约占六周周期之中的两周。而雌性黑猩猩的月经周期稍短一些，为五周，展示发情肿胀的时间约为十天。尽管猩猩的生育并无季节性，但发情肿胀周期却是季节性的。一般在西部坦桑尼亚的旱季中达到高峰，并且影响到整个猩猩社会的集群生活。即使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雌性也会情不自禁地发生肿胀，不过持续期较短罢了。每逢雌猩猩发情期，她们会对雄性产生很大的诱惑，她们自己也变得更开朗、合群。斯坦福对自己观测到的这一现象十分重视，他确信从中可以透析出人类社会中性别政治的某些遥远的生物根源。
　　在猩猩社会中，每当那些“流行的”雌性发情广告产生作用之际，社群内部总不免出现暂时的性骚乱现象：雄性之首领试图维持其性的独霸状态，而雌性却积极寻求其他的雄性伙伴，这就自然地给雄性首领的权力带来挑战。灵长类动物的这种性行为模式对于女性主义颠覆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努力显然不利。为什么是夏娃引诱亚当犯罪，而不是相反呢?女性主义者尖锐批评《圣经》神话所体现出的性别歧视和女人祸水观，认为那些故事都是父权社会价值观作用之下的纯粹虚构。现在参照雌猩猩们诱惑雄性的广告表演，夏娃之所以引诱亚当偷食禁果的所以然层面似乎揭开了一些，让人们看到古老神话讲述的性别政治确实还有其深远的进化之根源，并不是无源之水，凭空虚构。
　　斯坦福的学术灵感可以说直接来自十九世纪的古典进化论假说。
　　达尔文的第二部伟大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0f Man，1871)结尾处提出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说，认为进化原理通过自然选择而发挥作用，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我们的身体在进化历史中由我们祖先所受到的不同阶段之影响而镶嵌而成。比如说，我们人类能够屈伸抓握的手，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时代最后的日子里就成型的。我们的直立姿势也是六百万年以前开始形成的，我们的超级容量的大脑则是在一百万至二十万年以前的时间里才发育成现在这样的规模的。所有这些生物生理层面的变异加在一起就有了我们所考虑的人类。斯坦福强调说，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解剖构造由进化塑造而成，我们的社会性——灵长类最基本的行为适应方式，也是我们作为高等灵长动物的进化的产物。
　　1981年，人类学家洛夫乔伊(Owen Lovejoy)撰写论文提出了一种引起争议的人类起源模式。他认为我们应该同时关注直立姿势和人类不寻常的再生产系统，以便建构人属祖先的社会行为模型，解释为什么我们成了两足动物。不同于猩猩中的雌性在排卵期有生殖器的发情肿胀，人类女性隐藏了她们的排卵期。洛夫乔伊在这种排卵期的隐藏之中看到了女性对男性行为操纵的根源。男性不能把握女性排卵的确切时间，猿人先祖们不得不留在女性身边，以防止配偶同其他男性通奸的可能。与此同时，平地生活的不断增多导致两足行走。洛夫乔伊假定由此导致了男性为留在家中的女性提供食物。男性用他们新解放出来的手把肉食带回来给女性吃，因此确保女性的营养状况，以便促进对两性都有利的生育率。
　　面对如此大胆之假设，怎样小心的求证才能避免异想天开的嫌疑呢?斯坦福根据灵长类中多数动物都无排卵期肿胀的事实，反驳了洛夫乔伊的推断：女性排卵期的隐藏只不过是灵长类习性的保留。黑猩猩和小猩猩的发情期肿胀大约要上溯到五百万年至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况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早期人类拥有一夫一妻制。以猩猩的社会为参照，很可能存在的婚配方式是一夫多妻制。这也就是说，根据社会生物学的新的田野观察资料，早期人类学者假设的人类婚姻初始阶段的理论，诸如乱婚、群婚等皆已失效。一位男性拥有多位女性似乎是以食易色现象的现实土壤。
　　以食易色的所谓“准卖身”现象不光在猩猩社会中存在，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人类学者塞斯肯所调查的南美洲亚马逊河谷的秘鲁沙拉那哈人中间，狩猎经济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交换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中“肉食用来和性进行交换”。结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原始部落之间用女人作为筹码来交换商品的假说，现在看来稍加修改便可以和“以食易色”的新观点相互印证了。由此引出的女性卖淫现象的灵长类根源，显然对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形成了尖锐的新挑战。
　　要反驳“以食易色”说似乎不那么容易，至少还需要在非洲丛林的人类近亲之中进行长期调查，以收集更加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看来，中国古代圣人在“食色，性也”这四个字中埋藏的潜在信息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断发掘。食与色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解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这恐怕是孟子和告子们始料不及的吧。
　　
　　叶舒宪，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等。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