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食色之间
作者：叶舒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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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食色，性也。”儒家亚圣孟子所引述的古代学者告子的这句话，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几乎尽人皆知。人们在强调食欲和性欲的自然性和合理性时总是要抬出这块古人留下的大字招牌，说明生存离不开食，繁衍离不开性的铁道理。
然而，食与色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仅仅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呢，还是有哪些内在的关联性呢?从《旧约·创世纪》禁果神话中不难体会到，由食欲引发的偷吃禁果实际上导致了性欲的自觉，亚当夏娃用树叶遮蔽下体的举动正是在“吃”的行为之后发生的，这就暗示了食色之间确有微妙的关联。宗教禁欲主义的教义一般都同时针对食欲和性欲二者，禁果神话实已将由人的本能引发的罪过上升为最具根本性的“原罪”。若不是后来基督教信仰的耶稣降临人世，赎清原罪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了。
上帝对人之原罪的惩罚方式表现出明确的性别差异：让亚当及其后人永远辛苦劳作；让夏娃及其后继者永受生育之苦。《创世纪》神话讲述人类两位始祖的诞生的情节也是区别对待的：先有男人亚当，从亚当肋骨派生出女人夏娃。这似乎是父权制的犹太教——基督教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溯源性说明。
二十世纪是性别学知识大发展的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思潮推翻了古老的神话信条，男女生而平等的新思想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二十世纪后期激进的女性主义甚至要证明上帝本人曾为女性。二三万年前以来的大批女性神像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被发掘而出，人类历史上曾盛行女神宗教时期的观点日渐深入人心。
谁知，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的1999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雷格·斯坦福在一本新著《狩猎之猿：肉食与人类行为起源》中，给男女生而平等的观念带来了致命的一击，而且前所未有地揭示出了食与色之间罕为人知的另一层关联。
肉食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斯坦福在《狩猎之猿》的第一章“不可磨灭的印记”中描述了他所观察的一群野生猩猩猎杀五只猴子的惨烈场景。在坦桑尼亚西部森林之中，猩猩把其它哺乳动物的肉当作它们日常饮食中经常的一小部分，这和以肉为食的传统人类社会的相似性几乎令人震惊。斯坦福就这样把他的田野观测结果同我们人类祖先的生活习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发出了关于进化的新的理论推测。
自从英国女学者珍妮·古多尔深入非洲丛林与黑猩猩结为伙伴以来，灵长学作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前沿科学不断提出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论假说。学术界已渐渐意识到，我们和猩猩的距离越近，观察得越细致，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了解也就越深入和越长远。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有志者献身于极富探险性的田野考查事业。像黛安·弗西(Dian Fossey)这样的杰出科学家牺牲于非洲原始森林的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如此，理论抱负宏大的斯坦福还是在九十年代两度走人非洲猩猩的领地。他要做的事离不开这些在地球上濒于灭绝的灵长类物种。
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试图说明狩猎在人类行为与智力的起源中所扮演的作用。
1968年召开的一次研讨现存狩猎采集民族之行为的国际会议催生了一部论文集，两位编者起名为《作为狩猎者的人》(Man theHunter)，这个短语已经成为进化论学者之间经常使用的关键词。沃世本(Sherwood Washburn)和兰卡斯特(chet Lancaster)合写的论文《狩猎之进化》，专门论述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和智力如何从猎捕大野兽的悠久历史中培育而成。诸群体行为的合作能力和相互交往能力对于集体狩猎的成功至关重要，它们的增强与肉食作用的增加是紧密相关的。不过这一观点在人类学界也时常遭到不同角度的反驳，尤其是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之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作为猎者的人”这一命题中潜含的性别不平等的愤慨之情。这是因为狩猎活动基本上是男性的作为，强调狩猎对人之进化的关键作用，这就无形中忽略了女性在社会中获取蛋白质的重要作用，使人脑扩张的原生模式建立在以男性为驱动力的活动之上了。
现在，通过将非人类的狩猎之猿同人类社会中的狩猎群落相对照，可以使雄性获取肉食的说法得到确证。更为微妙的是，肉食，尤其是肉食分享现象，成为解开人类行为与智力进化之谜的关键。斯坦福报告说，他所观察的非洲大猩猩群体中，雄性猎捕到其它哺乳动物后，还试图用这种肉食资源去操纵和控制雌性。肉食，不仅仅是人们所渴望的有营养价值的食品，而且也是由雄性所掌握的一种社会货币(aso—cial currency)，并且因此而成为人类的与某些非人的灵长动物社会中父权体系的维护工具。
《狩猎之猿》的最后一章题为“肉食的父权制”是意味深长的。这似乎从生物根源上找出了父权社会得以发生和维系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猿类先祖已经通过肉食占有方面的性别优势而确立了猿类社会中的雄性主导地位，那么同样从事狩猎活动的早期人类社会可能也不会是例外。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早在进化之初就注定了彼此间的不平等，难怪受上帝惩罚的亚当与夏娃要各受其苦，命运并不雷同。
斯坦福引述了女性主义作者卡洛尔·亚当斯(Carol Adams)《肉食的性别政治》一书的观点：许多社会中的女性所吃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性的，而同一个社会中的男人却可吃到较多的肉。妇女的二等食物代表着父权制社会的一个方面。佩吉·桑戴(Peggy Sandy)考察了一系列传统社会后发现，肉类在饮食中占重要地位的社会极有可能是高度父权制的。人们普遍相信男人只有靠吃肉才能保持和强化其男性力量，而女性则没有这个必要。于是，肉本身几乎成为阳刚的普遍象征。女性为了获得肉食之营养，不得不向男性乞讨，而换取猎物的筹码往往就是“色”。下面就是从田野观测中摄取的一个镜头：
坦桑尼亚森林中一只雄性黑猩猩正在咬嚼他所抓获的猴子的四肢，狩猎群团的其它成员围在他身边试图得到一口肉吃……他则试图视而不见，不断地转身躲开那些围观者。打破僵局的是一位雌猩猩，她以发情的动作，引起雄猩猩的注意。他让她从猴体上撕下一块肉，她随后同她的耍孩分享这些肉食。她及时向他展示性器，二者发生性交。与此同时，肉的拥有者允许其他猩猩——一个久久等候者也得到一块猴肉。这种肉和性相交换的政治网络，以及身份的展示，就是猩猩之中常见的肉食分享策略的典型模式。
斯坦福的“三重证据法”
如果说在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的生活习性并不一定能够直接类推到作为灵长类进化之魁首的人类身上，那么仅仅用观察野生状态的猩猩所获取的资料去论证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就不那么具有充足的说明力了。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式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尽量寻找社会文化因素与生物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契合点，这就形成了以“二重证据”为特征的现代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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