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期盼乌托邦
作者：拉塞尔·雅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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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改良。贝拉米梦想所有人在二十一岁之前都能接受义务教育，银行国有——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极端狂热的空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嘲笑贝拉米在《回顾》里只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但今天贝拉米却被涂抹成一个险恶的乌托邦分子。在最近发表于《新批评》的一篇文章中，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发现，《回顾》中“描述的命令经济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非常相似”。
在历史上，乌托邦分子所遭受的迫害与其他人遭受的迫害没什么两样。创造了“utopia”这个词(从希腊文ou topos组合而来，分别为“乌有乡”和“好地方”之意)的托马斯·莫尔1516年被斩首；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孔多塞，死于法国大革命的狂潮。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是我们周围的反乌托邦思潮从二十世纪的经历和大量死亡的事实中找到了足以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保守的智慧很有力量，它开出了晚近历史上大多数乌托邦分子的伤亡名单。像汉娜·阿伦特、伊赛亚·伯林、卡尔·波普这些思想家，他们本身就是逃避欧洲暴力的流亡者，却宣称“乌托邦”毁灭了这个世界。简单的表述一般是：二十世纪有记载的主要大屠杀是纳粹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二者都是乌托邦思想形式的变种。这种分析导致了两种结论：我们应该避开所有的乌托邦，在那里人民不可避免地以伟大理想的名义遭到屠杀；既然大范围的社会规划会导致痛苦和毁灭，我们就应该坚持逐一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陈词滥调。
毫无疑问，有些说法是对的。但是否也混淆了其它一些事实?举例说，就算对乌托邦的最宽泛的解释包含了德国纳粹的苗头，也不能把这个词与国家暴力等同起来。“唯有仁慈，才能减轻他人的痛苦悲哀，只有去除生活中的所有不幸，才能使他们重享快乐。”这是指导莫尔的乌托邦社会的信条之一，三百年后重现在大多数乌托邦里。莫尔的鸟托邦居民“鄙视战争，认为战争是一种兽行，但人的战争比任何其它造物都多”。李特医生大声喊道：“谁是公众的敌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饥饿、寒冷和无衣?”把乌托邦作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做法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二十世纪的暴力而谴责乌托邦，这种学说值得怀疑。世纪末一种冷静的观点认为，必须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搞乱俄国(导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削弱德国(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起因。一次世界大战与乌托邦何干?除了老列强的争夺，民族主义是一个起因；而且，战争爆发于巴尔干半岛。这些陈年旧事人人皆知，但并非总能理解。在全球的暴力活动中，民族的、种族的、宗教运动的暴力远远超出了乌托邦。这是发生在距今不远的昨天、今天乃至明天的事实。历史证明，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是致命的因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离、孟加拉的独立、斯里兰卡、卢旺达、以色列、苏丹、印度尼西亚、北爱尔兰的冲突——这个名单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都是起源于宗教和种族敌意。与乌托邦思想何干?
乌托邦幻想遭到的严厉批评，大多来自于那些反乌托邦的学者。反乌托邦学者大多来自左翼(反乌托邦主义也许不言而喻地是右派)，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正在与他们的过去和乌托邦理想划清界线，他们态度激烈却缺乏明确的观点。J．L．托马斯写的《民主政治的极权主义起源》或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把目标对准了他们年轻时为之呼吁后来又放弃了的乌托邦理想。卡尔·波普是这些人的一个例子。他是澳大利亚人，后来在英国成家立业，在那儿，他成为一个分析科学研究本性的哲学家。然而，他最著名的书——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研究的却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极权主义的兴起。伊赛亚·伯林花了很大力气抨击乌托邦主义的种种假设。年轻时波普、伯林和阿伦特都涉猎了左派观点，但他们对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宗派主义保持了免疫力。作为成熟的学者，他们感到不需要强调后者的危险，因为它们的危险显而易见而无需详加解说。
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性：他们能够研究其起源、发展和衰败，而构成纳粹主义和日常种族主义的观念大杂烩则很难分析。比如，写一部宗教排异史就格外困难，这个题目缺乏可供解读的文本。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用了几百页来分析哲学家，但如果他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法西斯主义当作“敌人”，他要研究哪些思想家?认真的波普读者会得出结论，今天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来自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乌托邦观念，这些思想家好像已经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大量阅读和理解了。法国学者写作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却对法国法西斯或与纳粹勾结的维希时期保持沉默。这种学术方法一直大行其道。被规训的观念把乌托邦认定为对文明的主要威胁。
一家地方报纸上的一篇典型社论对上个世纪乌托邦血染世界颇有微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求助于反乌托邦小说《蝇王》的作者戈尔丁。戈尔丁宣称当他随同英国军队去解放纳粹集中营贝尔根一贝尔森时，他的乌托邦空想轰然毁灭了。乌托邦作为思想的导火索是很常见的，但怎么要求它对燃遍全球的暴力之火负责?例如，对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相互残杀，反乌托邦的智慧能说些什么?很可能无话可说。这次屠杀无论如何都直接超过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最近，学者提摩西所作的有关全球暴力的一次调查表明，三十三次武装冲突全都与“种族、宗教、语言”的争执有关。事实上，所有冲突都具有这些特征，诸如索马里濒临的国家崩溃或车臣的民族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因乌托邦而起。
说《回顾》呈现的乌托邦全都引人入胜，温馨和谐，那是误导。贝拉米的描写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来说甚至不是一种堪为典范的最佳选择。垄断，贝拉米时代一切苦难的根源，在《回顾》中已经发展为一种庞大的国家托拉斯，用以管理国家财富以确保所有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当然，这种制度创造了一定的需要。在二十一岁时挤进产业大军为“大托拉斯”工作，这种想法几乎使我们不想作什么抗议；而且李特医生解释说，加入这个队伍“被视为绝对的自然、合理”，根本不需要劝说，更不至于被强迫了。更令人不安的是，李特医生对二十一世纪婚姻制度的赞美，在这种婚姻中，“只有爱的竞争”。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傅立叶所想像的性爱乐趣的增加，而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性选择的原则，以此使保护和遗传更好的人种，淘汰劣等人种的趋势顺利发展。”
贝拉米的进步主义在种族问题上含糊其词(威斯特得知他的仆人索耶在那场大火中死于地下室，并没有表现出悲伤；在“平等”一章中，允许黑人加入产业大军，但必须与白人相隔离)。需要指出的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贝拉米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超越时代的未来想像，必然带有一些典型的十九世纪偏见。他关于种族问题的积极设想便与我们有所不同。《回顾》一书中还有富于启发的正直热情，激动人心的大方表现，鄙视富豪的坚定态度。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