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期盼乌托邦
作者：拉塞尔·雅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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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希望每个人都受教育，以至人人都能成为他的伙伴。
在《回顾》一书的结尾，威斯特醒来了。他瞥了一眼报纸，大吃一惊。他仍然是在十九世纪。他一直在做梦，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外交事务》报上，清楚写着“一触即发的法德战争”，比利时的罢工，伦敦大量的失业人员，北爱尔兰的驱逐运动。而在其“国内时事”栏，则罗列着这样一些文章：纽约的金融诈骗，西部的拦路抢劫，企业联合会统一制定咖啡的价格，一个妇女在纽黑文被抢钱者杀害，一个失业者开枪自杀，一对贫穷的中年夫妇宁愿自杀也不愿再回到家徒四壁的家中，马萨诸塞州不断增长的文盲，和一篇“布朗教授关于伟大的十九世纪文明社会道德的演讲”。
威斯特徘徊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震惊于奢华和悲惨的景象；他看到会计、股票经纪人和商人全都投身于推销商品并为客户服务。一个家伙试图卖给他一份人寿保险单。他看到艰苦劳作的穷人和舒适的富人，包括他过去的家庭和朋友。他试图告诉他们他那个二十世纪的梦和那个“富足幸福、公正纯洁、和谐友善的社会”。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骂他是个“疯子”。威斯特出了一身汗，醒了。
实际上威斯特漫游十九世纪的经历是他做的一个噩梦，现在他安然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如果说《回顾》的大部分内容陈腐过时了，那么要想使这份十九世纪报纸的主要内容现代化，却不必大动干戈，只略为改动细节就可以了。如果贝拉米打算浏览一下最近的报纸的大字标题，他就会发现：“西部银行爆发新的暴力事件”，“克什米尔枪战十一人丧命”，“巨大的监狱产品贸易”，和“英国提高关卡阻拦申请避难者”。他甚至会发现一个由布郎教授的继任者所作的二十一世纪伟大技术成就报告的光盘。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一件基本的事情：乌托邦想像事情可以——而且必然——在某一天发生改变。
贝拉米没能把这个变化带进二十世纪，他1898年死于肺结核，终年48岁。两年后，另一个热衷于乌托邦的作家王尔德也死了。在许多方面，王尔德和贝拉米都不同，一个潜心于政治，一个沉醉于艺术；一个循规蹈矩，一个放荡不羁。然而，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王尔德写道，“世界地图如果没有一块乌托邦，就不值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
今天，这些感情只博得人们会心一笑。由于对历史的肤浅理解，我们把乌托邦幻想误解为一种危险的奇思异想。这使我们可以采取便利的玩世态度，知道我们竭力所为，只是营私自肥而已。贝拉米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东西：一种构成乌托邦精神本质的信仰，人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苦难并不是固有的，更人性化的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今天这种精神遭到嘲笑甚至被抛弃，那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了，而是因为我们目光短浅。难道“愚昧的”十九世纪比令人目眩的二十一世纪更需要乌托邦?
(译自HAPPER’S DECEMBER 2000)
王雁翎，编辑，现居海口。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