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南街村见闻
作者：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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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与称誉。乔石、王恩茂、张爱萍、宋健、侯宗宾、李长春等都到南街来参观过，都对南街村的工作给予鼓励与表彰。
因席间谈得比较投机，我的这顿自费午餐，变成了免费招待。
饭后，县、市党校的陪同人员各自回去，我与永成在南街村找了个下榻处。
下午，与永成逛南街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临颍城南，紧靠贯通中国南北、直穿临颍县城的107国道(京深公路)，交通十分便利。该村的土地，除村东南角尚存数百十亩耕地外，全被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厂房、村委办公大楼、商店、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托儿所，以及现代化的数十栋村民楼房占据。就从硬件建设的标准来看，与我近八年所参观过的数十小康村相比，其“现代化”标准，堪称第一。在号称发达的浙江沿海，或许也找不到如南街村这样“现代化”程度的村镇。
南街村内的“一条街”，仅一两千米，但十分宽阔。在有限耕地上铺建如此宽阔的“标准化”大道，与其说出于交通需要，远不如说供参观之用。沿街两侧的大楼、厂房墙壁上，悬挂各式标语。各企业的厂房上，写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信用第一，用户至上”的标语。间或能看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这些口号给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的“陈旧”。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来说，如今已变得陌生的口号，在二十年前可以说在中国一切有墙的地方，皆可看到。在南街村的标语口号中，有一条属于创新：“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这就是南街经验的一个自我总结吗?可能是的。在大街东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毛泽东汉白玉塑像。塑像前，有两位民兵昼夜站岗，塑像座底东侧刻有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撰写的题为“饮水思源，重教后人”的碑文。
沿南街村的商业区、工厂区、教学区、住宅区转了一圈，回到宿舍，身临其境，方知在南街村找人访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前来参观者太多。东逛西转，也看不出一个名堂来，于是回来读王主任赠送给我的四部书。
晚继续看书，其中确有不少我所需的材料，尤其是作家张宇所写的那部《南街村话语》。张宇在南街村泡了整整一年，其所看所访，自然十分深入；其所思所虑，与我有不少“暗合”之处。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清晨6时30分，被南街村高音广播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所惊醒。我被这熟悉的乐曲最初唤起的感觉，真有一点“恍如隔世”。毛泽东把整个中国当作推行理想的巨大试验场，他发动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反右斗争，直到“文革”初的横扫四旧与“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但是否把一切传统的“旧观念、旧习惯”从亿万人民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了呢?与一系列批判运动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但冠以“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否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了呢?人脑是否犹如电脑，历史地储入其内的信息可以被“批判”所擦去，且被“教育”所重新输入?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加之“批判与教育”能否最终消除人性内最顽固的“私己贪欲”与“分别竞胜”之心呢?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启动、运作的吗?然而在南街村，这里依然“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每日清晨的《东方红》乐曲，汉白玉的大理石雕像，满墙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仅是一种形式，还是具有真实的内容呢?直到傍晚时分，我在旅舍读完了王主任赠送的四部书。善读书者仍可从这些宣传物中找到问题的部分答案。
一、关于南街村与其他村的异同比较。
南街村(地处临颍县城南街，故名)，原有耕地2006亩(其中1200亩耕地已被工厂、道路、学校、村民楼房所占据)，若按原耕地面积计算，人均耕地0．64亩，凡河南各市、县城乡结合部的村，人均耕地通常低于全市、县人均耕地面积。在解放前，凡市、县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大多兼工商业，就此而言，南街村与河南其他各县的东、西、南、北街村并无二致。
王所赠送的四部书内，并没有单独提供该村宗族、姓氏结构的说明。从零星的资料来看，该村姓氏很杂，且有回族村民，以王姓为多。这在村党政主要领导成员的姓氏结构内也有所反映：四名正副书记、三名正副村长中王姓占四名，至于这四名王姓干部是否属于同一宗族，书内没有任何资讯可寻。但我估计是同一宗族的。一般而言，在城乡结合部的行政村内，姓氏结构较杂，且宗族观念较弱，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县城四周的村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全县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南街村也不例外。处城乡结合部的南街村得地理之便，加之土地十分稀缺与历史上的经商习惯，全村剩余劳力迅速向非农经济转移：一是在县城内设摊卖烟、卖菜，或搞饮食业。二是到外地务工经商。随着家庭劳力与经济重心的转移，家庭承包的土地或转让出租，或粗放经营，或任其荒芜，这在全国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指八十年代初的几年内)。1981年，南街村已办起两个集体小企业，一是砖瓦厂，二是面粉加工厂。此时也推行个人承包。结果是承包者个人发了财，集体欠了债，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其他市、县近郊各村并无差异：农业这一块非但不增，反有下降趋势；农户非农收入迅速增长，贫富开始分化。
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如今的这个样子，起始于1984年。是年，村党政班子作出一项重大选择：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一步是将两个承包给个人的小企业重新收归村集体，由集体承包。但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承包制了。因为由村委任命的厂长，只领工资，既无奖金，更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第二步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将承包土地陆续收归集体：这项重新集体化工作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3年。随着村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全部农业劳力转入村企业，使这项土地耕作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村集体企业把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劳动力皆吸纳其内时，废除土地家庭承包制并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做法，并非南街村的首创。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极少数的行政村能走此道路(全国有九十余万个行政村)。南街村集体承包的特点在于企业厂长主要是一种责任承包，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承包者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厂长相似。
从表面上看，南街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这种“企业集体承包制”下，集体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他们所一再宣称的“毛泽东思想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