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天堂”与“地狱”之间
作者：翟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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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即落实了所有美国公民，首先是美国的国家公民，然后才是各州的公民的原则(这正如无论香港人、福建人还是台湾人，首先是中国人一样)，此为第二条。——美国人民为了落实宪法的这两条基本条款就付出了如此的代价，表明“尝试”的成功来之何等不易。
中美关系的僵局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但是无庸讳言，我们自己，特别是许多博学多情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理解，同样也是僵化的，故经常产生一些一厢情愿、似是而非的荒唐念头，其见识往往还不如没出过国的老百姓，就不足怪。例如“美国是法制国家”(其实中国的秦朝就已经是“法制国家”了)，美国能有今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部十全大补的民主大法保证自由人权的结果(好像中国只要有了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从历史上看，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善变的国家，不断在谈判和妥协中调整自己的制度选择，是美国人性格中最可爱之处，这甚至也是“民主在美国”成功的要诀。今天，正因为中国也在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才构成了中美可以坐下来谈的基础。
但是必须看到，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一一在美国是“妖魔化中国”，而在中国则是“理想化美国”，双边互动使双方加深了误解，到了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是谁的地步。仅就中国国内某些“话语”对于美国制度“特殊”的理想化解释而言，它造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那就是美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制度，这种完美制度一经设计完成，就一劳永逸；美国的政策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美国人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国人是不吓唬人的，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而这一切又皆因美国的宪法是“百年大法”，一经确立，不可更动云云。这种论调在今天，又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从来就是既定的、不变的误解，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立场的僵化。弄得美国人自己也牛气哄哄，上台容易下台难。坊间亦有畅销书名《总统是靠不住的》，说些什么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岂止“总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在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才是一语中的：“美国人从来是靠不住的——而时间将反复说明这一点。”
但是，事实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比雄辩有说服力。例如最近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劳永逸地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公民自由权的基础。其实，不必出国考察，翻翻书就会知道，当年费城的制宪会议完成的是各州与联邦之间的利益划分，会议的参加者是各州利益的代表，是些农场主、商人和从业律师。他们不是围绕着公民自由权，而是围绕着各州之间的权力进行谈判与妥协。而被美国今天到处宣扬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不但没有在制宪会议被一劳永逸地确定，而且根本就被忽略了。公民自由权和人权只是随后作为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被逐渐提出来的，也是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才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同样是个无意插柳柳成行的结果。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就道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在严复那里，所谓“自由”就是指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和保护，所谓民主首先是指“程序”，即为了追求、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谈判、妥协的程序，而谈判、妥协的法律结果连同程序一起，被称为“民主”。一句话，“民主”不是一种既定的、完美的方案，而是意味着可以坐下来谈——而至于怎么谈，会不会谈，谈得好不好，那就需要知彼知己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纵观中美关系的历史，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于这些久经商场和沙场的谈判老手，针对他们的“一手软，一手硬”，起码也要准备同样的“一手软，一手硬”。中国是“斯文”之国，缺乏与势利和实利之徒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对于商人乃至职业政客，起码的古训一条还是有的：那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想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己故毛泽东主席。当这位与美国战争贩子有“杀子之仇”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向尼克松总统伸出和平的手掌时，他没有忘记冷峻地指着基辛格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们是要攀着我们的肩膀去制约俄国人——毛主席嘲笑说：总有一天，我们没有用了，你们就想把我们踢开，也要制约我们。
毛主席接着晃动了一下拇指：你们认为自己是这个，他又伸出小拇指说，认为我们是这个，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们。毛主席以他惯有的哲学语言警告说：苏联给我的帽子是军阀，你们给我的帽子是战争贩子，我告诉你们，这两顶帽于对我正好——不大也不小，正合适!
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长久友好，为了切实增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商讨了派留学生去美国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基辛格仍然是独身，就诙谐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中国夫人，在这之后，毛主席郑重地说，我们可以派些学生去美国，最好是年龄小一点，可以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学成之后，留在那里也没有关系。毛主席诙谐地说：我们人口很多，如果需要，可以支援一些给你们。
中美之间走到一起来，从来不是因为信念和感情，而是基于朴素的共同利益，基于这样坦率的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美国与中国才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就是生存和子孙后代的生存。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孩子，——面对外人，他没有谈自己的儿子，但是，对战死沙场的毛岸英，在座者当然彼此心照不宣。而仅仅一天以后，尼克松总统在面对全球发表演讲时，便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谈到了自己的女儿。今天，当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许应该一起来回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曾经震动世界的演讲——在那里，看看一个极右翼的美国总统是如何与人民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的?
“——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我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蒙受苦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这不仅仅是漂亮话和煽情之论。它之所以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永恒见证，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说出了一个真理，残酷的真理——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美国人民才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
翟晓光，军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海洋、海权、海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