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日本的泪与叹息
作者：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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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忘记过去的社会里，未来同样也会被忘却，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会对未来采取乐天派的态度，然而并不能指望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见。
关于第一点，现在无暇涉及，比如仅仅就读书这件事情来说，像日本这样一个有那么多的月刊杂志和新书刊供人阅读、古书出版少得可怜的国家，世界上非常之少。当然，这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也有其好的方面和不得已的原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造成我们的文学、思想内容轻薄，缺乏根底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关于第二点，不能绝对地说只有弊害，如果说既往不咎的作风堪称男子汉的话，那么，不忧心于将来也算是爷们风度。
有一种用于忧郁症患者的有效手术叫脑白质切除，就是将头盖骨横地打开，插入极细的手术刀，将联接前头部与脑的其它部分的神经纤维切断。关于未来的思考由前头部负责，一旦将其切断，对未来的担忧就自动消失，忧郁症状也就痊愈。战败的“休克”使日本产生了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而占领军实施的猛烈治疗也许恰可称作一种脑白质切除。所谓战后派的年轻人正在幸福地高蹈，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记忆。如果记忆沉重到了非忘记不可的程度，就会变得无法活下去。未来的事情不仅个人指望不上，恐怕连社会也指望不上。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幸福地活下去，只有将未来的事情一切抛诸脑后，除此别无他法——这样的道理，不管怎样也要快活地活下去的人们，即日本的青年人，可以说本能地知道。
但是，假如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国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政府应尽的职能就不是给老百姓描绘美妙的、乐天的空想。说到未来，不管是多么令人不安的未来，必须有自己的展望。然而对未来的展望，如果过去已被遗忘，无法从对其的分析中得出结论，那么，究竟又从哪儿去得出结论呢?
直至最近，日本政府在大的预见上一错再错。我们的外交专家们、军事专家们，战前对希特勒的判断是错误的，战争中评价美国的思路是错误的，战后狂热地陷于“冷战”的错觉，又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的时间才对亚洲、非洲诸国，特别是印度与中国的意义开始有所认识。外国人把他们称作十二岁的孩子，我们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们至今还傻乎乎地从未认真地听一听这话。
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单纯地感伤，其中更有天真的因素，感伤的、可怜之极的、幼稚的思考藉此脱口而出，而一旦主动意识到这一点，本来的感伤变本加厉，促使他们这样说服自己：权力政治无非就是纯粹的权力而已。其结果肯定是，在本能上是感伤的，在意识上则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某一种类型的专家于是应运而生。比如他们总是说：尼赫鲁的理想主义是“天真”的，“不现实”的。由泪水和叹息培养起来的灵魂，将理想主义与冷酷无情的权力政治现实并排隔开，既无法把握自己的思考，也无法想象非感伤的理想主义。
然而非感伤的理想主义这种东西实际上有，而且是一种可能展望未来的东西。展望未来，就是从已有的事实中看破具有方向性的流变。这种操作不只仅仅依赖收集相关的情报，来自精神方面的对于事实的积极能动作用也同样必不可少。这种来自精神方面的对现实的积极能动作用，大概就是与感伤主义毫不相干的本来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吧。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缺席，纵有所得，充其量不过是缺少远见的小聪明的把戏。
我并不是说都向尼赫鲁看齐，然而仅就最近的国际政治而言，印度政府与日本政府当政者的差异，相去甚远，这是世界公认的印象。在言及自己国家的政府时，我很想知道日本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是谁把日本看作“东洋的孤儿”的?又是什么使日本成为这个样子的?——在充满泪水与叹息的短调的旋律中，或在催人忘掉一切的曼保舞的舞姿中，难道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也可以取消吗?
加藤周一，日本学者。主要著作有《杂种文化》等。
李兆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暧昧的日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