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为什么我们要有叙事？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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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这种状况、生活世界、人与事物的直接可理解性的丧失，只有在抽象思维或纯思维领域才能把握的现实，的确完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把纯思维作为把握世界的最终手段与世界的合理化进程的完成、社会生活的理性形式几乎一致。纯思维或者纯理性的统治，消除了规则和逻辑形式之外的事件，如果它还没有彻底消除这一现象，至少也已经消除了这些事件的意义。或者说在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一场事故。只有纯思维和纯理性才能把握真实，叙事只有“新闻报道”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场合，叙事都是、都越来越是一场事故。故事和叙述都只能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合理化程度不高的地方才能发生。从直观的意义上讲，贫困、战争谋杀、政变和极权统治，以及相伴随的英雄主义、反抗、囚禁、流放、崇高的牺牲、被压抑的激情和由此而来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或者背叛，都发生在合理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这些地方和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如今也只能吸引一些新闻记者。今天我们所收看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所谓故事就是事故。今天的海明威或马尔罗很少再会对此感兴趣，也不会把它作为“人类的状况”来叙述，因为人们知道，那里有理性的人们都正在努力消除这些故事，使他们进入合理化的世界秩序，消除他们社会和历史中的那些叙事性因素。这一切惊心动魄的故事都是为了，或者是趋向于使故事消失，过上合理化的、没有故事的生活。
历史似乎真的已经终结了。几千年来驱动人类历史变迁、驱动人们为之斗争、为了牺牲的那些崇高理念似乎已经渐渐地定型，并在目前相对而言算是在最好的制度中确立下来。这些理念靠着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制度化地起着作用。人类开始进入普遍均质的时间和“普遍均质的国家”。当发达国家最先到达历史目标时，这场关于人类进步的历史赛跑就算是终结了。剩下的、跑在中途、哪怕刚刚起跑的赛事已经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在人们听起来，那么几个抗议的前驱者的故事不过是历史终结后的赛事中的事情。无论在他们自己看来路途有多么艰难坎坷，在旁观者眼中他们的奋斗都不再具有崇高性和悲剧感。因为即使在没有完成历史普遍进程的地方，那些具有魔力的崇高“理念的人格化”的历史时刻也已经终结。某些人成为人类道德或崇高理念化身、为之受苦或为之献身的历史时刻，是人类故事的高潮。在理念的制度化的形式中，这个具有魔法的高潮时刻已经消褪。理念和个人是两回事。理念属于制度、属于一个自我调整的社会机制，而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经不能从其中的个人的角度、从个别人的经验和个别人的行动的角度来加以叙述，同时，这种个别人的经验、事件，也不再能够作为一个历史的可理解的总体过程的一部分来得到把握和理解。这个社会整体只能在抽象的层面、在制度化和结构性的存在中得到说明。个人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自然界的非拟人化或非人化过程，使得社会共同体的神话叙事消失了，现代社会的非个性化也使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处于困境之中。近现代社会与个人或个性化的确立密不可分，小说的兴起与经济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的变迁又使得个人和个性成了事过境迁的资产阶级的神话。叙事艺术似乎将被迫放弃现实主义小说那种虚构的“个人的故事”。不论是于连的故事还是安娜的故事。因为个人在今天变得不像过去的时代那么重要了。而讲述个人的故事的小说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描述的意义上，我已经认同这样的说法：“自从世界大踏步地实现了工业化和技术化以来，个人的事情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现象，代之而起的是技术的和集体的事情。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纯粹的私事，也就是说，它们在艺术上再也不能代表和象征时代的根本问题了。”(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第105页，重庆出版社，1987)显然，技术和集体的事情不会像个人的事情那样具有叙事性或故事性。然而这个事实并不具有自明的真理，不仅仅因为对这个现象的伦理上和美学上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就叙事问题而言，这个判断也是暧昧的：是写实主义的叙述还是虚构叙事不值得人们信赖了?
理念变得具有重要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理念不再具有叙事性。失去了叙事功能的理念不仅仅是变得乏味，而且变得暧昧与可疑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理念要么已经被制度化或正在制度化，要么完全是一种空谈。那么，回到我初始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我希望用叙事的方式说话或讲述一些事情，一些真实的和虚构的、发生和未能发生的事情?对叙事的隐秘渴求使我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叙述人和说话人不同，不仅仅与餐桌边开始对在座的人们讲一个新闻的说话人不同，也和一个郑重其事的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见解的作者不同，在叙事的严格意义上的“叙述人”，并不是正在说话的人本身，也不是在一部小说作品上署名的作者。叙述人是作者所创造的、所想象和虚构的角色。叙述人是作者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更多地属于文本而不是属于作者身份。只要我们开始进入叙事，那就意味着我们开始改变说话人自己的身份。也许可以说，一旦进行叙事虚构过程，一个人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角度，叙述人从来都不是作者。叙事的这一特点给叙述人留下了进行各种说话方式的尝试的机会。叙事人是一个由作者虚构的人物。哪里有叙述人，哪里就有一个非个人化的人在讲述。叙事人不仅仅是作者身份的一种奇妙的蜕变或转变，叙事本身也经常表现为一种“话语转述”。在人类社会中，叙事人具有一种话语的自由，这是一个可以用各种方式说话的人，他可以虚构而不会为此受到谴责，有时候他像一个弄臣，他的虚构叙述受到人们的认可与鼓励。叙述者所获得的话语形式的自由正是准许他讲述真实的前提。
希望用叙事的方式说一些事情既意味着对所说的事物与世界的虚构，也意味着对说话人的身份进行虚构，使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或另一种声音。小说的叙述人是一个非个性化的叙述人。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聆听一个从远方归来的友人讲述他的经历和见闻时，他的叙事是对过去日子里发生的事情相吻合的转述：他是一个报道者，或同时也是一个解释评述者，无论他叙述的经验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叙述都不会改变他的身份，或者说，叙述人和说话人是统一的，我们也假定他所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他的经历与见闻。然而，即使我们阅读一个自己认识的小说家的叙事作品，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希望在作品中读到的显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创造的东西，我们不是在听一个熟悉的人聊天，而是要认识一个新的叙事人。那么，对我来说，想写一种叙事作品就意味着，渴望用虚构叙述和非个人化的形式去叙述一些事情。返回叙事虚构的愿望除了它的美学上的效果以外，对我来说，日益失去真实性的不是虚构叙事，而是抽象的思辩领域。直到此时此刻，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