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为什么我们要有叙事？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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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这一事实：叙事虚构的话语方式和一种无可回避的怀疑情绪是多么地吻合。虚构叙述与我们处境的暧昧不明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理念与智慧的模棱两可是多么地天配地设。叙事虚构和我们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或遥远的乌托邦式的希望之间又有着多微妙的联系。况且，在我们的思想、理念、以及曾经被我们称之为“客观真理”或“客观规律”的理念与这些事物的关系和实践都已令人失望的时候，除了继续保持并改变叙述人和叙事的各种可能性之外，有意义的话语行为就更加渺茫了。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经谈到，今日写小说与讲故事的人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处境，与讲故事的人所给人提供的忠告和智慧不同，小说所提供的合法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本雅明说，在今天“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在谈到卡夫卡小说的时候——基于犹太教对“哈拉卡”(指有关宗教仪式、日常生活的全部律法和典章)和“哈伽达”(指“叙事”，和不具有律法效力的传说、寓言)的区分，前者是揭示真理和教义，后者是用寓言和叙述把真理传播下去的方式——本雅明说，传统的智慧是“具有哈伽达坚实性的真理”，而卡夫卡的作品则是一种试图保存没有真理的真理的传递性：“真理的这种坚实性业已消逝。卡夫卡并非面对这个状况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人作了尝试。他们的做法是，抓住真理或者他们所认为的真理不放；或轻松或很不情愿地放弃了真理的传递。卡夫卡真正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做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为了坚持弄虚作假的传递，坚持哈伽达因素，他宁愿牺牲真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寓言。但它们又超乎于此，这就是它们的凄怆与辉煌了。它们并不简单将任何教义奉为圭臬，就像哈伽达对哈拉卡那样。即使它们乖乖地趴着，也会猝不及防地向教义抬起凶猛的前爪。”(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杨劲译，第385—38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与本雅明论卡夫卡有某种相似的是，纪昀的门人在谈到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时说：“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夫道岂深隐莫测，秘密不传，——文其道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为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坛酒社，夸名士风流。——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阅微草堂笔记》“原序”。)
叙事比教义或真理更具有切身的真实性。这个选择恰与现代世界的信息化趋势相反：人们为了直接而快速地抓住真理与教义，抛弃了叙事：神话、寓言、传说形式。叙事形式成了一个累赘，或者成了一种我们没有能力进入的东西。什么人都在发表自己的那么一点琐碎的看法。在需要想象的空间说长道短，可又在需要论证的地方保持与教义(交易)一致的沉默。对于本雅明，或对于本雅明所说的这类小说家，坚持叙事而放弃了赤裸裸的真理(道理)，正是对真理的缺席所作出的反应，并传达了某种不可能实现的对非训诫式的世俗启示的渴望。而对现代世界的混乱与绝望，叙事艺术小处着眼，以一种形式、一种不屈从于任何教义的叙事能力，使自身保持着对暧昧的现在、变动不居的现时性的把握。甚至不惜使自身陷入晦涩，因为世界本身已经恍如寓言。
在讨论现代小说的叙事的危机，特别是叙事的可能性时，我关心的问题一是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以来直到当代的演变，作为一种自主的文体的变化，和这种文体形式的社会学内涵；另一个更有兴趣的就是小说叙事的自我更新的能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出现。它们通常有一个或一连串极有吸引力的故事(像是一些民间故事或童话)，又具备一种极富个人色彩的修辞风格，和一种主题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而叙事艺术最为富于魅力的时刻，既不在于对人物的真实行为、也不在于对人的内心真实的叙述。叙事关系到在真实的人类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在真实世界与“太虚幻境”之间形成叙事空间。小说叙事需要保持现实与魔力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对位，开启现实世界与梦幻境域的比例关系。这种叙事置身于变动着的现时性和人类历史时间的无限多样性之间，它决不因为对现实的道德关切而失去那伟大梦想的能力，相反，亦不因幻想而迷失对现实的洞察力。这正是托马斯·曼所要求的：小说家既需通晓现实，又要通晓魔力。这正是文学叙事，在众多的客观知识陈述之外，在已经被大众交流媒介所支配的现代社会里，作为一种唯一有权力保持如此显眼的虚构叙事形式而存在的理由之一。这种兴趣的一个更为隐秘也更为个人化的动机也许是，叙事虚构和讲故事的能力，是昔日文明的薪火一点隐秘的火种，它曾经被广泛传播，而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少数人的密传知识。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