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出售英雄
作者：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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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是不常见的。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难免会在后怕和庆幸之余，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危险呢?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来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社会耻笑。本来军官们带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骑了。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的身份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可以尽量争取。政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理想选择。
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大家就没道理继续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而利害计算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未必是毫无心肝的群体，他们的许多行为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这个社会的制度造成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艰难选择。从本心来说，百姓开始并不愿意闹事，后来也不愿意出卖英雄。不过，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还没有多大风险。在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里，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问题在于，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重大的利害关系不能及时调整，结果只好体现为暴烈的两个方向的极端。
七
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抓来?乡民拿了钱，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衙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衙，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注：本文所述故事来源于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成丰二年。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
吴思，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