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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椰林源的想象
作者:刘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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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者讲解妇女参与的重要性,然后分五个小组讨论和提出各种项目建议。出席的七成是女村民,尽管男性还是踊跃的发言者。多个被访者不约而同指出了这个大量基层妇女积极参与的现象;它会悄悄引进怎样的文化和社会生态变化,还是没有谁能说得准。“民众计划运动”当然不仅仅针对女性处境和女性自强的问题。它引入的基层景观的变化,颇耐人寻味。
喀拉拉邦在九十年代名噪一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喀拉拉模式”之说,毁誉参半。有誉喀拉拉邦的经济增长率是零,人均国民产值极低,贫穷线下人口近半数,却可以达到社会平等和进步的高指标;有毁喀拉拉邦依赖输出劳工到中东国家赚取外汇来支持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并非可持续的健康状态。在众说纷纭之时,被认为是印度最具权威的刊物《经济与政治周刊》在2001年1月20日发表社论,指出印度中央统计局数字,显示喀拉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7/88至1995/96,是各邦之冠,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在1991/92至1997/98,是4.35%。实地访问,看到卡拉库林乡几乎达到人人有房住,家家有厕所;以往要从其他邦进口牛奶、米、菜,但“民众计划运动”拨款支援养乳牛,废激素饲料,培植本地种子;今日,牛奶产量增长了30%,除本乡所需还剩余15万公升。在另一个乡,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在沙地种菜,据说产值达2亿卢比。
是否一片升平繁华景象?不是。友人说,全邦990个乡,做得好的、普通的、差劣的,约各占三分之一。运动的反对者也不少,尤其是私人承建商和政府官僚。前者获得的工程大幅减少,打击了经济利益;后者要从一贯的向上级负责的作风,改为向乡自治组织负责,觉得难以适应。追问席卷全邦的这场运动较深远的影响是什么,有趣的是,许多人的回答,都与贪污腐败有关。政府规定所有与这场运动有关的文件要全部公开,所有项目收支要细列,受益人名单要公布,公众可随时翻阅,违例官员要惩处。许多人说,积重的沉疴——贪污腐败——是印度社会长期以来一大特色。这次运动不可能一下子’社会清廉了,但能让贪污腐败现形;逐步加强民众的参与、决定、监管,贪污腐败便会减少。
1996年5月,“左派民主联盟”赢得邦大选,邦政府宣布把约40%的“计划发展基金”直接拨给乡自治组织,由村民自治组全民大会提项目建议,由乡自治组织筛选、统筹、实施。“计划发展基金”占全部财政预算的一半,即是说,在全邦每年约500亿卢比(约人民币90亿)的预算中,拨100余亿卢比让基层民选自治组织自决运用。在此之前,邦政府拨给基层民选自治组织用的,每年只有2亿卢布。这就是说,新政府上台后,基层动用的资金遽增五十倍。一系列的法规为配合这个突变而出笼。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法规规定乡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民选程序和法定地位,使之成为掌管使用庞大资金的基层组织,同时确立民主程序,令资金的使用满足基层民生的需要。这个运动踏出大胆的一步,让民众有财政和法律资源,通过民主直接参与,在动力和回报的双重推动下,民众就可试图争取平等、公义、进步。
印度政府自诩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大国,不少印度友人对此嗤之以鼻,叹息一声:“民主!?”但是,喀拉拉邦眼前发生的,如果“民主”不是最恰当的形容词,那该用什么词呢?眼前发生的情景,让人眼花缭乱,总觉得难以置信,难以理解,也忧心难以持续。可是,它只是昙花一现吗?是一小撮头脑发热的政党领袖一时意气风发掀起的一个劈头巨浪吗?是一窝蜂的热潮过后将复归死寂吗?
回望1996年2月初踏足彼邦的情景,回味当时的激动,对“民众计划运动”也便有另一角度的理解。偶然的政治契机,可数选票的l一2%的落差,执政党领袖力排90%领导层的非议,推动这场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非偶然的历史条件,起码酝酿了十多年。
“民众计划运动”动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义务工作人员参与。被称为“资源者”的专才,分三个层次,邦层面有六七百人,地区层面有一万四千人,乡村层面有十万人。很大一部分人是“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活跃成员。这支庞大的民间队伍是怎样形成的?KSSP的历史和民众运动的互动,无法在这篇短文交代,要另文专谈。这里简单指出,政府在1996年7月在全邦全面推行民众计划运动之前,KSSP已在民间进行多种尝试,以有限的物质资源但却是大量的人力资源,发动技术人员和村民测探本地自然资源,改善土壤,推广省柴灶,试验太阳能和沼气,动员教师家长改良教学内容形式,推行基层医疗保健,并在十五个乡通过全民参与,制定本乡“十五年全面发展规划”。这些民间尝试引起了印共领导人的重视,才在大选胜出后按其模式作为政府施政实行。
KSSP动员的大量“资源者”,是项目执行时提供技术支援的骨干,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KSSP推行的全民识字运动和后识字运动,不断地培养了乡民的自管能力和建乡关怀。没有这个根基,由善心精英发动的“民众”计划,恐怕无法不沦为既得利益者的玩物。
每次与友人谈起KSSP,都有无法表述它的丰富经验的语塞。还是再引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让一些北京的友人惊羡:喀拉拉邦人口3000万,80%是农村人口,有990个乡。全邦图书馆超过5000个,出版3000千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有自己的乡报,派发到每户。友人KK说,在喀拉拉,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数字本身不是一种精神,却让我们想象到一种文化情景,想象到这种规模如何点滴积累,又如何对每个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去年暑假带十多名香港学生到喀拉拉农村体验生活,逗留二十多天,学生的深刻印象是,这里的人毫不吝啬地做义务工作,问做了多久,答案一般是十年、三十年……都是两位数字。他们会补充一句,做义务工不是牺牲,而是乐趣、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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