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没有终点的“站台”
作者：顾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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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在准备第二期拍摄电影前的最后几个月，也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对《站台》的筹备上。因为他几个月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业余电影的文章，他提到本意是想说在制作电影中应该有一些突破，没有必要完全墨守成规，却被曲解成非专业的电影是真正的电影，总之是被误读了。记得那个时候贾樟柯每天总要接几个这样的电话，有人咨询如何参加外国的电影节，如何才能在国内打通关节，完成他的十六毫米胶片。不过他还是很有收获，总政话剧团的演员杨荔纳拍了一部很好的纪录片《老头》，贾樟柯在和她接触的过程中，觉得和自己的女二号特别吻合，就请她演了钟萍这个角色。
元旦前，导演组三个人和王宏伟、赵涛先到汾阳集中开始第二期的准备工作。贾樟柯对道具服装的准备情况很不满意，他发动在汾阳的关系去寻找旧衣服和十年前的一些家具、日用品。可是对最重要的剧本，他始终抽不出时间来写。
1997年完成《小武》以后一直没来汾阳，汾阳的变化也很大，县城的基础建设还是在进行。因为汾阳是吕梁行政区最富有的一个城市，所有有关整个行政区的会议差不多都要在汾阳召开，因为这里有一点腐化的机会。但整个汾阳经济受到假酒事件的打击，这几年变得更加萧条。
终于大队人马和设备到了汾阳，一天以后就开始拍摄，第一天的拍摄总是不会很顺利的。据说是因为磕头磕错了方向，刚刚开机就狂风大作，零下十二度加上六七级的大风，而且那天拍摄完全在一片旷野中，没有避风的地方。摄影机和录音机都不能在野外太长时间，必须让它们上车暖和一下，否则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了。虽然安排的计划不是很满，但是那一天还是没有完成计划。不过这也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这次拍摄毕竟是一百多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天的拍摄往往只是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个磨合的过程，不顺利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只是希望几天以后不再是这样就好了。
第二天是拍摄崔明亮家的几场戏，可是出发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是因为梁景东的头发。他的头发专门为拍摄《站台》而留了两年时间，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已经不是男一号了，他的头发必须剪掉才能够接戏，但他不愿意剪掉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等待着梁景东剪头发，但他对三十多个人在等待着他的状况视而不见。只有贾樟柯才有可能劝说他剪掉头发吧。贾樟柯手里拿着大剪刀，两个人在一个角落里站立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最后听到梁景东大声地说：“贾樟柯你谁都强奸！”贾樟柯说：“我谁都不强奸！”他丢下了剪刀，离开了现场。一个导演离开现场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几个人开始劝阻他，他离开了这个工人宿舍，来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也急忙上了另外一辆出租汽车追上他。
他的车很快出了城，向吕梁山区开去，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的司机觉得追车很刺激，几次对我表示，我的车比他的车性能好，可以把他拦到路边，我说跟着他就行了。我想现在越来越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开始十五分钟了，有骇人听闻的台词，还有追车场面。
终于他的车拐上了一条岔道停了下来，这里正在修建一条新的公路，贾樟柯坐到了路基上，他坐了一会儿，开始哭了起来。我站在一边不知该如何劝说，但我知道和非职业演员相处，导演付出的感情代价太大，贾樟柯的压力也太大了。
好大一会儿，梁景东和余力为也来到这里，余力为和我走开了，梁景东好像又在和贾樟柯交谈什么。总之他们和解了，第二天早上在拍片现场，梁景东在众人面前剪掉了长发。这个场面被拍摄了下来，被贾樟柯剪在电影中，成为片尾动人的一幕。
接下去几天的拍摄还都算顺利，只是汾阳下了好几天雪，虽然能够拍摄到雪景(也临时安排了几个即兴的段落在其中)，但频繁的下雪对拍摄计划有很大的影响，进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不过一个月的拍摄时间还是很快地过去了，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天在汾阳的最后一天拍摄。
这将是完成片中第一个场景，文工团在1979年的一次演出，场景是在汾阳郊区一个公社的大礼堂里，现在整个村子有二千多人，而那个建于“文革”后期的礼堂容量就有一千五百人。作为副导演，我对将要组织的群众场面颇为头疼。礼堂完全破损了，现在是公社堆放建筑材料的仓库，花了很长时间才清理干净。当天动员了很多老乡来做群众演员，也只站满了半个礼堂。剧目是“文革”中很红的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工农兵学商以及少数民族六种形象的人物在火车上盼望早一点到达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并在火车上唱着毛主席的赞歌)，是由县文工团一个老导演指导他们按照“文革”时期的表演方式重新排演。夸张的形体，上口的歌词，我们的演员好像在这天感受到1979年的气氛，他们的表演显得很轻松，表演的效果很好。老乡们不时发出笑声，他们把这当作一场喜剧来看。当时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大礼堂里，想起贾樟柯第一次对我说起《站台》时把它描述成一部歌舞片，确实片中有很好看的歌舞，但我想现在《站台》应该是一部史诗片。这使我想起另一部中国史诗电影《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终止的时间(“文革”结束)正是《站台》开始的时间。两部电影描述的历史有些不同，《站台》片中的戏剧性并不是很强，而更加强调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影响。有时候我想影片的历史感是在每个普通人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在呈现着。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老乡们看完热闹以后早就回家睡觉了。我们还要再等待下一个场面的拍摄，是文工团演出完毕以后返回文工团的一个场面，也是完成片中几个主要演员第一次有台词的段落，是一个超长的运动长镜头。因为在汽车上拍摄，没有很多空间站人，大家都到了大礼堂的看门老大爷屋里烤火。工作片导演韩国人金必贞把她的DV尽量靠近火堆，温度太低它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我和老大爷聊着天，老大爷说起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曾经在1951年到过汉城。副导演陶军比较有兴趣地和老大爷聊了几句，因为他的父亲也参加过朝鲜战争，老大爷还记得几句例如“缴枪不杀”之类的韩语。金必贞也比较有兴趣参与他们的谈话。我想陶军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普通干部，老大爷在一间哪怕烤着火也非常冷的小屋里看守着一个破败的礼堂，金必贞来到了曾经是敌对国的国家工作着，因为一场五十年前的战争使小屋里的人都有了关系，这就是历史下的普通人吧。
冬季的拍摄终于完成了，我由太原直接回到上海，上影厂有几个同届分到上海的同学，他们都对贾樟柯的情况比较关心。在北京上学时，这几个同学也不是太熟，但到了上海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他们都很怀念北京的生活。上海的经济确实要比北京活跃，可是上海的文化商业性也比较重，他们很少能够知道电影界和艺术界的最新的动向，还有上海和他们一样对艺术电影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难找到的。
回到北京以后，冬季素材的剪辑很快完成了，已经差不多是一部电影的长度了，大约八十分钟长。影片和当时在现场的想象距离相差不大，历史感和气氛都非常好，大家都有信心做出一部好电影来。日本和香港的监制对这前半部分的影片也有了好评。从巴黎传来消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人愿意邀请影片参加当年度的电影节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