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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1年第4期

没有终点的“站台”

作者:顾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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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月完成影片的拍摄。赶上戛纳电影节当然是好事,商业上能够得到最好的推广,得奖的可能性也要比去威尼斯电影节大(张艺谋和张元去年双双在威尼斯获奖)。主要的投资方日本的T—MARK公司得知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高兴。贾樟柯开始犹豫起来,谁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可是贾樟柯不希望就这样简单地为了参加一个电影节来安排自己的拍摄日程,此时还没有下半部分的剧本,谁都说不清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拍摄。而且如果用倒计时的方式安排拍摄,拍摄的质量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影片涉及到春天的场面很多;现在的完成片中绝大部分是冬季的,如果没有春季的场面来调剂,影片的历史感、年代感确实很难表现。不过要等到树上长出树叶也不是一件能够着急的事情。贾樟柯还是愿意等,他已经拍疯了,他才不管戛纳电影节。
  树开始发芽了,今年春天来得不早不晚,可也是三月中旬了,估计戛纳是没有希望了。贾樟柯以及几个主要演员先到汾阳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他也希望摆脱北京的干扰,完成下半部分的剧本。到了汾阳以后,为了让没有参加第一期演出的刘娟和刘娥姐妹和其他主要演员熟悉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白天一块儿打麻将和排练以后电影中出现的歌舞场面。晚上,贾樟柯像一个老师一样给他的演员布置了作业,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希望他们见到同样是长镜头风格的影片中演员如何表演。演大棚老板的宋永平总是对自己的角色信心不足,希望我给他讲解剧本,我觉得一个行为艺术家演一个老大的角色是很简单的,但还是需要不断地给他鼓励。
  到汾阳已经三天了,剧本的后半部分还是完全没有动静,他又改主意了。他不单单希望只描述时代的变化,而希望把剧中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切身的失败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几乎等于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构思一个全新剧本,他对我说得越多,我越能够了解到这部电影的半自传性,他对年轻时代的回忆经常会压倒他的理智。不过总算在拍摄到汾阳的当天,他完成了他的剧本,我也感觉到史诗电影的重量,剧本有七十八页,一百八十场,六百多字,是一部普通电影三倍的容量。香港监制见到他的完成剧本几乎晕倒,因为这样一定超支的。但是他坚持不修改剧本,只是在当天晚上做了小小的让步,删去了十场戏——他要完成他的史诗,从1979年到九十年代,他有很多话想说。这个超长剧本的后果就是在拍摄期的后半段,他借遍了所有他认识的大小款,因为按合同,导演要分担超支的后果。实际上拍摄的片比并不高,只是电影太长,初剪完有四个小时。
  因为已经有过冬季拍摄的磨合,春季的拍摄总的还算是顺利。而且运气总是在伴随着我们,希望我们早一天完成这部漫长的电影,剧本中的大棚段落始终是一个问题,美术师邱生说他能够用建筑材料搭出一个大棚来。好运来了,刘娟和刘娥告诉我们在汾阳的街道上看到一个刚来演出的河南平顶山的大棚,制片主任盛志民兴奋之极,晚上集体去看他们演出的时候,大棚的压轴歌曲就是《站台》。
  可是当我们第二天来到了大棚现场,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大棚段落的剧本写得不好,不想现在拍摄了。盛志民很着急,因为大棚已经和其他县城有了合同,只能在汾阳停留两天。盛志民开始劝说贾樟柯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完成大棚的拍摄。贾樟柯说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完成,自己坐车回了宾馆,大家都没有心力劝他回来,到了中午,他拿着新写的剧本回来,接下来的拍摄变得很顺利。平时排练时,王宏伟总是很羞涩地不愿在众人面前唱歌,说他真到演的时候一定没有问题。果然,在大棚中表演的时候,烫着爆炸式头发的王宏伟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这一次他让我们吃了一惊。王宏伟从舞台上下来告诉我,这首歌他在中学时候就学着唱过。
  在平遥遇到了麻烦,有时候确实很难把握贾樟柯对电影中一些细节的看法,因为他对某些场景的要求非常高,譬如温州发廊一场戏就拍了好几遍,十几个剧中人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他们也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外面世界的大门渐渐向他们打开了。可是十年前样式的温州发廊已经很难找到,而且要在一个县城中找到一个不怯场的温州人。能力超强的副导演王玉好不容易回到汾阳招来三个做布匹生意的温州人,才算把这场戏完成。看剧本时以为这只是一场过场戏,可是贾樟柯总有他不满意的地方,反反复复三遍才完成了这一场戏。可能当年的温州发廊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特殊的记忆。
  提到平遥总要说起它的典型的山西民居,那里有一条专门为旅游者修缮的明清风格的街道,好像这样才有历史感。但人们对身边的历史好像却不愿意去记忆了,其实每个县城中都有一些最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的建筑,例如像县城的电影院。因为现在的电影院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它的功能,没有人愿意看电影,特别是在县城中,所以几乎保持着建成的样子,屋顶上还有着精致的工农兵形象。
  春季的最后一天拍摄,是以后影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即剧中人第一次看到火车的场面。我们几乎全体坐上汽车向城外开去,因为汾阳不通火车,必须到几十公里外一家专门运煤的专线去找景。在一段铁路桥边停了下来,随时注意着远处是否有火车经过,每二十分钟会经过一辆拉煤的火车,三四次以后拍摄完成了。春季的拍摄就这样结束了,可是还拉下了几个镜头,因为剧本中有一个草原的段落,在山西太难找到草原了。
  每次离开汾阳都显得非常混乱,可能大家都想家了。几个司机不想把他们的破车开回北京,正在旅馆的停车场上与当地的买家商量着价钱。我真想早点走,突然旅馆的人把大门上了锁,并放出了几条狗守着大门口。当时真的很绝望,难道还走不了吗。因为剧组严重超支,没法和旅馆结账,所以不让我们离开,经过一番交涉,留下两个人质才能离开。
  电影学院比平日更加熙熙攘攘,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正是招生专业课的考试阶段,听说因为小燕子的走红,今年表演系的报考人数有上千人,人人都想成为小燕子吧。我的毕业论文还是没有完成,论文是关于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发行和放映状况,以及可能产生的文化上经济上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影响。但现在发现这个野心太大了,面对一年多来收集的厚厚的一摞资料,要赶在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以前完成这个研究,连再仔细翻阅资料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好草草地完成论文,反正也是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地看它的。在写论文中引用了一句卢卡奇的话:“当有怀旧的作品产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也在想《站台》的产生,也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了。现在看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用金钱来衡量了,每天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你不相信十年前的语言还出现在今天的新闻中,但你知道已经很少再有人相信和关心这种语言了。社会上的物质越来越多,我们却很难像十年前一样简单地通过物质的丰富来衡量社会进步了,我们是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好了?
  北方的5月下旬已经是夏天的天气,我们去补拍草原的场面。上午在坝上草原拍摄完走穴团遇到困难的场面,就坐着车往北京赶,还有两场内景需要在北京补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其实不完成也没有胶片了。但大家好像都不希望这部电影有结束的一天。那天上午在地安门的小酒馆中看着天慢慢亮起来,无人的街道上渐渐车水马龙起来。天空落下雨滴来,可能是太累了,喝了酒也不想睡觉,可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就像《站台》中的人物一样,再美好的聚会总是会有散场的时候。
  贾樟柯每天都在北京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着他的影片,6月初,贾樟柯说他的影片已经初剪完成了,他说在那天的凌晨十二点开始放他的电影。没想到真是一部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大家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大家的脑袋都昏昏沉沉,四个半小时!是不太可能进行商业发行的,贾樟柯确实把他对十几年来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是制片人会答应吗?
  一个月以后,《站台》成为了一部三个多小时电影。初剪一结束,已经接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通知,我们作为竞赛电影参加第五十七届威尼斯电影节。作为一个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能够入围三大电影节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贾樟柯来说,重要的是他终于完成了这部电影,他曾经对我说,完成《站台》就像搬走心里的一块石头。不完成它,就无法开始新的工作。
  2000年8月,《站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2000年11月,《站台》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站台》的影响还在蔓延……
  
  顾峥,研究生,现居北京。发表有随笔《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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