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环球笔记（４则）

作者：雷　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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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全球税的全球化
　　
　　最近，“天涯之声”(www．tianya．com．cn)网站发表作家韩少功下乡调查时在某市部分乡镇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遇到的两大困难：一是全国成为了一个统一市场，投资、人才、购买力等经济要素都在自由流动并向核心地区快速集中，带来了城乡两极分化，边缘地区的乡镇企业被不断淘汰下课，农村逐渐丧失产品深加工能力及其利润，普遍沦为纯粹的廉价原材料供应方。二是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可为应变的一策，但面临着需求严重不足的泥潭，因为消费这类产品的人仅仅是少数富裕者，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加上城市里的下岗或无业群体，都无力消费反季节瓜果菜、花卉等等，如果不加大利益调节从而使大面积的人增强消费力，那么高附加农业起步就有马克思说过的过剩危机，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积压滞销的高附加值就成为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现在农民都在为种易卖难而发愁。
　　韩少功称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必然加剧地区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地的差距是横向的表现；近年来国、省两级财政收入普遍大增而县、乡两级财政收入普遍下滑乃至陷入危机，则是这种分化的纵向表现。连广东这样富裕的省都有三分之二的市县不得不拖欠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或是勾结地方商家腐败谋利，或是维护地方产业热心保民，处心积虑设置市场壁垒以抗拒这种流动和集中而带来的分化，均遭受来自国家的政治打击而节节败退无力回天。如果每一个省或者每一个县都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国家在这里实行的就是“全球化”，即全国资源优化配置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搭车的“全球化”。
　　韩少功指出，幸好省或者县还不是国家，因此国家可以对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弊端给予行政性的抑制和补救。现在较为有效的办法，一是让贫困地区的人到富裕地区去打工。尽管都市已有强大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经多次想清退农民工，但国家的主导政策仍然是取消劳工市场壁垒，淡化户口身份，因此广大农民工仍可以进城赚劳务费。他们尽管不能分享都市里的利润，尽管压低了那里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可以有些收入，可以使乡村部分分享都市的发展成果——这在很多乡村已经成了主要的富民手段。很重要的一个对比是，全球性市场里，资本和商品在加速流动而劳力不可以流动，富国只需要穷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般劳工则被列为“非法移民”拒之门外。富国的跨国投资虽然也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只是外移一些非核心产业，富国的国家政策总是限制着高工酬和高利润的核心产业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
　　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全国性市场受制于国家税收对分配的调节，因此当地区发展不平衡较为严重的时候，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便可以实现着第二次分配，可以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电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实质上是以富补穷，遏制贫富悬殊过大的趋势。光是最近农村的“费改税”，国家就准备从中央财政再拿出400个亿来缓减农民的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1200亿的缺口，但全世界若成为一个市场之后，并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没有全球税，也就没有惠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穷国的债务，或者再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那不是中央财政援助穷困市县的法定责任，因此这种国际“慈善”事业的力度总是相当有限。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经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交换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和地区给予法定的补偿。这位首相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但因为点中了一个大穴位，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主流就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谈穷国若不开放市场就永无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作出了多少无私的援助和奉献。
　　韩少功认为，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对了一半。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来看，全球化无疑将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还有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某些所谓民族产业，无异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落后，保护一些素质低下的“乡镇企业”，至少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但这些话也有错误和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唯一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统一职工工资。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及其分配调节体制最终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还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所加剧的贫富分化将很难得到弥合或纠正。我们对这一挑战必须冷静应对。
　　(雷 远)
　　
　　正统观念的终结
　　
　　哈佛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爱德华·赛义德的论文集《流放的反思》，收入了作者1967年以来的部分论文，内容基本是他熟悉的文学主题：殖民者向被压迫人民所传播的自欺欺人的虚构小说，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文学与人性在大学教育里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但赛义德一直是狂热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看来，巴勒斯坦既是活动的中心，也是知识性的重要首要主题。虽然这本文集没有收入他那些直率坦白的政论著作，但他对巴勒斯坦的关心，贯穿于许多篇章之中，由此形成对文化和教育的想象视野。赛义德虽然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领导人之一，但他本人在思想上却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治体制对个体的压抑。因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流放是他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状态是所有抵抗狭隘忠诚的人士所共有的。对他而言，流放意味着与一切文化特性促持批判性的距离，对一切来自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正统观念进行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相信，流放虽然痛苦，却也具有道义价值。
　　赛义德认为真正的文化是杂生的，多样的，动态的，能接纳变动和反对，也能容许在充分基础上展开的跨越国家和团体界限的讨论和交流。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事实被文化的政治性限定遮蔽了。在一篇谈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的精彩文章里，赛义德仔细分析了亨廷顿西方文明与非西方而白成体系的文明诸如伊斯兰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之间的差距。他首先指出亨廷顿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是虚假的：所有被命名的存在实体都具有惊人的本身固有的多样性，许多群体和个体都主动追求广泛的目标。亨廷顿的想象不但虚假，而且有害，它假设了“我们对抗他们”这样一个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的分歧对丰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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