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县委书记的特殊经历（下）（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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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座谈会，了解我们的情况，我和他是老熟人，又有当时那样一个强调解放干部的形势，也就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都作了详细汇报。
后来，他把他的想法和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了，经他的干预，我们才又“归队”，原来不发给我们的“毛选”，又补发给我们，让我们参加政治学习，不再当敌我矛盾处理，被扣发的工资也补发了，我记得一共补发得14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补发“毛选”的仪式是在干校的食堂里举行的，干校领导作了关于让我们几个归队的发言后，就开始给我们发了四卷用红纸条套封着的《毛泽东选集》，段光纯是这次归队者中的一个，只见他手捧“毛选”，转身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一边朝着主席像挥动，一边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表情非常虔诚。这个场景给我当时才11岁的大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了20多年后，有一次他还问段，当时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激动，他说：老子是用这种方式对那些整我的人表示抗议。
但我终究还是不能被解放出来参加武定县革委会的工作，我被牵扯到元谋民主党一案中，而当时民主党一案在元谋还没有平反。
武定这边迟迟不能解放我，后来是州革委组织组直接通知县革委会，将我调南华县任二把手，我到县革委开了介绍信即前往州上报到，因而也没有办理任何解放手续，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为我所受的民主党冤案平反。
州上给我开的介绍信上是这样说的，到南华县工作，参加县革委常委活动，内定为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当时准备召开党代会，撤销县革委中的党的核心小组，恢复县委。
那时还处于军管状态，州上的这些安排，还得拿到大理的14军军部(后来14军替代了原来的54军)去批。由于民主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14军就没有批准这一安排。这时离南华县的党代会只有几天了，州上没有办法，只好将王庭金调到南华顶我的位置。这个时候，武定又来函要我回长冲整党、登记，这次回去就有点灰溜溜的了。在长冲整党半个月，重新登记后，又回到南华，被安排为政工组副组长，不进班子，负责县里的“速成自读”，处于半靠边状态，家小带来后，我爱人被安排在县城郊区的斗山小学教书，一家人没法住在一起。四个小孩，大的两个我带着在县城读书，小的两个他妈带着，星期六的晚上，他妈带着两个孩子回城里来，一家团聚，星期天的晚上，又带着两个小孩回斗山小学去。
所谓“速成自读”，就是“速成自读毛主席著作”。这个办法原本就是牟定铜矿的一个叫藤喜林的干部搞出来的。具体做法是把毛泽东选集中所出现的所有字词整理出来，根据难易程度分级分类，然后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这些字的意思，例如三就是三面红旗，大就是大跃进，在识字的时候把一些常见的词组短语也学了，要是弄的(得)好，据说三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的学习，就可以使一个文盲或半文盲也大致能读毛主席的著作。这样的搞法在当时当然就是突出政治的有效手段，因而很快就在全省的一些地区开展起来，原本是一个普通宣传干部的藤喜林，后来听说被调到省委宣传部去作了一个什么处的副处长。
能够又出来工作，我当然是非常的用劲，但也觉得有不适应的地方，首先就是觉得被打成走资派几年后再出来工作，语言上已经跟不上趟。当领导嘛常常就是要讲话，再说以前我们讲惯的学焦裕禄、学大寨，苦干、实干加巧干，已经不够用而且显得陈旧了，还得说一些新内容，例如抓革命，促生产，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之类。我当时蹲点搞“速成自读”的地方是星火大队，这是全县“速成自读”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塑好，我们采取的办法已不是让社员们业余时间学，而几乎是全天坐读，像个扫盲学校，在农闲或是有检查任务时就更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是省里要来拍电影，开现场会，但是村里的秧苗由于大家忙着搞“速成自读”，还没有薅出来，于是就动员南华中学的师生和县里的机关干部去那里支农。
这年的国庆前后，我按州里的安排，和各县的一些主要领导去了一趟大寨和遵化，回来后，县里决定要把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要搞小春革命，县委领导都要到下面去蹲点。我到红星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蹲点，干学大寨我当然要比干“速成自读”更有经验一些，也更有热情，全村社员的努力加上老天爷的风调雨顺，第二年小麦打下来，增产了二万八千斤。
后来县里开会时，我就发言说，只有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精神才能变物质。以我们的情况来说，速成自读毛主席著作抓了，突出了政治，学大寨也抓了，促了生产，粮食也就增产了。那次会议当时的军分区政委、州委书记付永昌在场，他大概觉得我说的有点道道，就问身边的同志我是谁，知道我原来做过武定的县委书记。后来不久，州上来了文件，我被任命为县委常委，进了班子。
进班子后我分管文教卫，刚好碰到1972年中小学中又恢复考试。南华一中的个别负责人事先偷看试卷，在这次统考中考了个全省第一。后来有人检举，县里组织工作进校调查，我任组长。在调查中不仅弄清了他们作弊的事实，又有教师揭发学校主要负责人和一个高中女生有暧昧关系，还查出学校食堂的大米被盗的事情。对这件事，当时的州委领导和县委领导都坚持要严肃处理，就把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这事处理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南华县的县委副书记。
但后来这件事又有反复。1976年反击右倾反(翻)案风时，州上领导又有指示，要把那位被关的学校主要负责人放出来。放的那天，一些人还逼着县委书记王廷金去给他提鞋，要县委组织部长陈明先去给他背包、打伞，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从看守所游街回来。这些事都是后来听说的，早在1973年，我就已经离开南华调到双柏县工作了。
1973年3月我接到通知，到省委党校学习。这时中央有精神。要撤消(销)各级党政部门中的军代表。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刚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时，我们都吓了一跳。但这种震惊很快也就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经过了这些，再出个林彪也就觉得并不是不可思议。原来林彪也是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定时炸弹，看来阶级斗争真是复杂的、激烈的、长期的。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这个水平，觉得要避免犯错误，就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行。
当时楚雄州各县的军代表分两批撤，双柏、元谋两县先撤，我们这些来省委党校学习的各县领导干部，大都是副职，就是准备接替军代表的。1973年8月，从党校学习回来后，我被任命为双柏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来的工作当然也很不好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各部门都有人出来造反，因而到了这时县里的各个部门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许多事情想做也做不了，而且还不断地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像批林批孔，评水浒、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不断地要我们面对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搞得我们无所适从。而且文化大革命把大家的胆子也搞大了，什么事情都直接来找党委，找县委书记。不找相关的职能部门。类似转业军人回家找不到车子，居民老太太因车祸被撞死在街上等等，都会有人直接找上门来要你解决，有时甚至是半夜。我虽然是一个县委书记，但没有多大权威和实力，工作起来很别扭、很不舒心。我觉得，党中央把76年“四人帮”的垮台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非常正确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各种工作才逐步走入了正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些被夸大了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才不再时时在精神上折磨我们了。
口述者：高中德，1929年生，1948年参军，1964年任云南武定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楚雄州政协主席，现离休。
资料提供者：高波，教师，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