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环球笔记（４则）
作者：王 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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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尽量公平的体制。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追求的社会体制不是以自由为主要特色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个人自由项目必须受到限制，那个限制一定有道理，但是自由本身没有办法说明这个道理。相反，在自由之外我们有更基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去追求他理想的生活。这类价值，才足以说明为什么自由重要，也才足以说明某些自由项目为什么要受到限制。
谈到内地思想界的争论，钱永祥说：我注意到这场争论。我想，内地的自由主义者很关心的，是希望对权力建立起一些有效的节制。比如有人认为只要实行市场制度，就能达成这个节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套很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还有民意监督机制(例如传媒)、社会自卫机制(例如工会)的话，去引进市场，到时候就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菲律宾是很好的例子，印尼是很好的例子。1990年代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建立市场制度，用市场制度来规范政治权。其实这样做很难。政治势力将是第一批在纯粹的市场制度里获利的集团。自由主义千万不要变成一种精英的论述，不要总是少数人在那里讲自己关心的议题。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起来，言论、舆论的问题等等。可能是严重的问题。可是，对于其他阶层、地区的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我到内地去过几次，觉得今天内地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我在街上走，到餐厅吃饭，即使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不均之患我已经看在眼里了，何况沿海与内地、城与乡之间的差异?作为自由主义者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要面对，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会在哪里出现，而自由主义又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途径?只有这样，思想才能成为社会里活生生的力量，而不是一件精巧漂亮的书斋玩具。
钱永祥说：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像罗尔斯、德沃金这类的左派的自由主义。我的理由很简单：相对于右派自由主义，尤其相对于新、老左派，在资本主义与宪政民主体制之下，“平等的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左派自由主义的说法最深入、完整，照顾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关注，也照顾到了这种自由与平等需要有其真实的意义。左派的自由主义同时继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希望让每一个人获得自由，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可是这后一个问题是右派自由主义没有问的。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社会要不要给他温饱?要不要给他教育?要不要给他健康?要不要给他公平的机会?提供这些东西，都不是市场的责任。市场的责任是其它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也同样很重要，但与这些东西无关。
钱永祥认为，内地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应该是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小孩子，有没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在十年的时间里，能不能设法让识字率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十五?在今天的社会里，任何人如果不识字，他有什么自由?除了沦为各种权力和势力的操纵压榨对象之外，他的生命将会多么受限制?我不相信财富可以重新分配这类说法，可是你必须让每一个人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这是我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政府，需要一个有效能的政府去做这些重新分配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像哈耶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政府只扮演极其有限的角色。我觉得一定需要政府的，有些极其重要的事，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罗 湘)
社会科学与翻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社不久前组织了“社会科学与翻译”座谈会。下面是部分发言摘要：
曾多年担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冯世则先生认为，近代以来引发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到商品经济，都来自西方，它们之进入中国，当然都通过翻译。社会科学的引入也是这样。而既然目前全球化趋势在敲中国的大门而中国在敲WTO的大门，翻译的作用就于今为烈。
《文艺理论与研究》副主编祝东力认为，翻译应和了一定的社会需求。八十年代那些文艺理论的大批译作，一般都译得很糟糕，译文佶屈聱牙，像天书一样。当时的人饥不择食，抓来一些西方的经典或非经典，不管能不能译，有没有能力译，便一股脑儿地翻译出版。这不仅是翻译的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八十年代有很多人需要把西方的文本天书化，当时屈聱牙的翻译的确产生了一种社会功能，就是膜拜西方、把它放在神龛里的功能。实际上这和中国文明的处境有关系，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看，大规模的翻译就是两次，一次是魏晋时期，一次是鸦片战争以来。这两次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都是中华文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挫折、挑战。魏晋时期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的翻译经过了几百年才完成了汉化的过程，比如佛教变成了中国的禅宗，更彻底的形式是宋明理学，它把佛教的因素吸收到新儒学的体系里来了。而在我们今天，中国各门社会科学，至少是概念和原理部分，也就是说理论部分，很多是翻译过来的，我们甚至没有提供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这个汉化过程，也就是本土化过程，现在还看不到前景。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八十年代以后似乎有一种趋势，大家了解一些国外的东西．并不是通过翻译。例如后现代主义，著作还没翻译过来，后现代词汇已经开始流行了。现在信息量大，读者时间有限，更倾向于通过“知识代理人”来了解情况。读书类杂志就起了这样的作用。那些杂志一介绍，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等萨义德和福柯的原著翻译好，学术时尚早变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曾译介了福柯的著作。他说，我译福柯的时候，脑子里还没有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后现代进入中国，首先不是通过翻译。八十年代初一些外国学者来访问，做了一些报告，特别是杰弗逊在北大做了报告之后，人们通过一些概念了解了后现代主义，并开始使用这些概念。如东方主义，王一川、张宽等人在《读书》上讨论这个概念，其中对东方主义的理解与萨义德的著作毫无关系。这完全是适应中国当时的需要。后现代在中国兴起，至1989年之后有一个分化，大家重新反思中国的问题，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我翻译的书出来已经比较晚了，人们对这些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中国这些年来很多东西并不是读者看了翻译过来的书，而是先听了介绍，产生了一些概念。一部分人在译著出版之前已形成了固定的思想，原著翻译出来对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他读了译著，发现跟他原来了解的根本不一样，包括罗荣渠先生后来看到布罗代尔，就根本不接受。他原来知道的那一点已经进入他的体系了。不过另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刚进人大学，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他们整个的话语体系已经和三十岁、四十岁以上的人完全不一样了，译著对他们会有影响。
(黄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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