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环球笔记（４则）
作者：王 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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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抛出“单级稳定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瓦解，一系列论证和预测国际格局和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纷纷面世，“单极稳定论”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较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的《单极时刻》、亨廷顿的《孤独的霸权》、理查德·哈斯的《美国如何当老大》、威廉·C·沃尔弗斯的《稳定的单极世界》等都是围绕“单极”所做的文章。
1999年．《国际安全》杂志刊出的《稳定的单极世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作者沃尔弗斯试图分两步论证“单极稳定”：一是证明冷战后的世界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二是证明这个“单极世界”是“和平”而“持久”的，因而是“稳定”的。
沃尔弗斯认为，苏联的解体导致了自二战以来世界权力关系的最大变化，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无论从定量还是定性的分析看，美国的优势组合都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且还是唯一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因而形成了一超独强、没有对手的实力结构。这个结构导致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单极时代”。
沃尔弗斯宣称，美国的绝对力量优势意味着以往体系中发生冲突的根源——对国际体系中领导地位的竞争不复存在，其原因在于：领先国家的实力优势抑制了霸权争夺的倾向。领先国家的实力越突出越强大，与之相应的国际秩序将越和平。他鼓吹说，“单极是最没有战争风险的”，而且单极领导者比任何体系的领导者都更有条件奉行干涉主义。在单极体系下，其他大国不仅不可能争夺霸权，也不再会为安全利益而争夺，因为任何次强国提升相对地位的努力均可在单极体系下得到控制，他们之间争夺安全利益的可能性比任何体系都小。
在详细“论证”了“单极稳定”的基础上，沃尔弗斯提出了自己对美国外交的政策主张：第一，冷战后的过渡阶段已结束，世界进入了真正的“美国主导时期”，美国的战略决策应以此为据。第二，“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更危险”，美国的干涉不仅是一种主观“需要”。更是一种机制上的“必然”，抓住时机在每一地区确立安全基石是美国“义不容辞的选择”。第三，美国不应夸大维持霸权的代价。由于美国的实力优势，国际体系的整套系统完全可以在相对低廉的代价中运转。维持单极并不需要无限地承担义务，它只涉及对欧洲和亚洲的关键的安全机制的管理，而对其他国家只需造成一种压力，使他们知道任何对美国地缘政治上的挑战都是无效的，这样就能达到目的。
(王 帆)
南帆新著《双重视域》出版
最近，学者南帆推出了新著《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双重视域》学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视角，即其书名特意标明的“双重视域”。“视域”是南帆近些年常用的词汇，据他自己的解释，“学术视域”也就是一个人学术观察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框架，一个有限的场。其意义类似于解释学的“前理解结构”或者库恩的“知识范式”。这里应该含有一个学者的知识谱系、类型、旨趣所构成的“隐蔽的学术成规”。学术视域预设了学术思想的高度与限度，南帆对学术视域的限度有着敏锐的警觉：洞见的背面极有可能即是盲区。
南帆的电子媒介文化分析强调双重视域，在互相对话论辩中勘探电子媒介文化的价值坐标：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不仅为大众制造了巨大的欢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与更进一步的民主与开放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在民主的背面存在强大的控制，在解放之中掩藏着“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这种在双重学术视域中具体细微考察电子媒介的意义与局限，正是南帆这部关于电子文化分析新作的最大特色。书中的一段论述十分精彩：“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南帆的建议对从事电子媒介研究的学人或许有启发意义：“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
这部有趣的文化研究著作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引言、“转换”和“新的浮现”。引言讨论的是电子文化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着重讨论“双重视域”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转换部分首先具体阐释电子传播媒介对大众的启蒙与操纵的双重性价值悖论：在一些学者看来，电子媒介对第三世界而言，积极的启蒙意义有可能远远超过其副作用，这种思考领引人们跳出阿多诺悲观的视域，然而南帆的思考要更进一步，对电子媒介这一新启蒙工具，他有着当年阿多诺与霍克海墨相似的追问：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南帆把“权力”这个概念深深地引入对电子媒介的分析，如果那些电子媒介人与他们手中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南帆在这里表达了阿多诺式的必要的忧虑。然而他却没有阿多诺式的对大众的悲观与绝望，“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刘小新)
钱永祥谈自由与社会公正
台湾知名学者钱永祥对自由主义有专深研究，最近他就自己的课题接受香港《明报》记者张文中采访时，发表了自己一些见解。
钱永祥说：有一种很素朴的民主观念，认为只要你是经过选举，就是好的，就是正当的，就应该得到全部的权力与信任。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喜欢引用哈耶克的一句话，他说，民主所能回答的问题，只是政治的权威或政治的权力从哪里来。哈耶克接着说，自由主义的问题，问的不是政治的权威或权力从哪里来，而是这种政治的权威或权力要受到什么样的限制。今天假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民意用投票通过一个法律，要求将爱滋病的患者统统消灭掉。虽然你有百分九十九的民主正当性，但是因为你已经超出政治权力所能够做的范围，你侵犯到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法律注定是无效的。
钱永祥指出：除了民主正当性，自由主义是不是可以像西方那样找到一些其它的议题?我个人觉得有很多议题可以谈。自由主义一个基本想法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力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让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你要对他尊重。但接着的问题是，既然大家这样不相同，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共同生活呢?自由主义的答复是，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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