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冲绳随感
作者：李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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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皇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冲绳恐怕是日本唯一一个对天皇抱有异议的地方。1986年，昭和天皇本想借在冲绳召开国家运动会之机，视察这个曾有二十多万个生灵为天皇捐躯的地方，但最后却以“龙体欠安”为由取消了原定计划。实际原因则是因为冲绳人要在他访问时举行示威活动，一旦如此，那可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1987年10月，当现今的平成天皇和皇后，当时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以天皇的名义访问冲绳时，一个冲绳县民愤怒地撕下了“日之丸”国旗一把火给烧掉了。在投案自首前，他在个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日之丸”国旗和《君之代》国歌代表着“血腥的历史和罪恶”。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日本人是唯一特殊的单一民族。之所以说它是“唯一特殊”，是因为同另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人相比，他们缺少理解其他民族并与之共处的能力。日尔曼黑森林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而且德国同许多国家有陆地接壤，德国人千百年来在同欧洲其他民族的冲突、交往与共处过程中，了解和掌握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特性，知道了自己与别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懂得如何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往来。同德国相比，日本一直是亚洲大陆东端、太平洋西部的一座孤岛，千百年来，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使日本人避免了强邻的控制，确保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且多台风和地震的地理特征也使其具备了坚韧不拔的毅力、性格以及强烈的集体合作意识与认同感。但与此同时，地理环境的局限亦使得日本人养成了一种孤僻、自大和极其封闭的民族性格。
在今天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中，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生活中有着严格的内外界限，严格地区分着自己的和外国的一切；二是知耻而不知罪，特别喜欢忘记过去。长期的单一民族生活，使日本人有关国际或民族关系的思维极其简单化：别的民族就是别的国家，不是日本的就必定是外国的，他们没有民族间的兄弟意识，不可能像多民族国家的人们那样懂得如何同其他民族的人共处与沟通。到今天，日本人还管非日本人叫“外人”，把非日本人加入日本国籍叫作“归化”。目前，在日本生活着七十万朝鲜人的后裔，他们已是在日朝鲜人的三世或四世，但仍无法被“归化”。在每五年居留证延期时，他们必须要按一次手印，这在日本只有罪犯才会有此类待遇。而且所有外国人，在日本居留期达一年及一年以上者，也同样要如此按手印。近年来，随着日本社会的高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它以往极为封闭的劳动力市场的大门不得不有所开放，从中国、东南亚等国来日的劳动者和留学生明显增加，相应地，由外国人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自然有所增多，同时，日本国内自己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同样迅速增长。但日本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只要发生犯罪活动，一定是外国人所为。2000年11—12月，东京的警察私下向居民散发通知：凡见到像中国人或讲中国话者，立即拨打110匪警电话。这一通知最后因日本一家人权团体、中国留学生自治团体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强烈抗议才不得不被迫收回，此事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与此相关，我此次到冲绳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在日本的机场安检那里，中国人是何等地受到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很难独自地在外国生存。一位有多年在欧美留学和讲学经历的大学教授告诉我，日本人很难适应非日本化的生活，更难以同当地人很好地沟通，所以一般很难自己独自在国外闯荡，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日本。的确，即便是旅游，日本人也很少有独自的世界之旅，在世界各地，人们经常所见的是在导游小旗的引导下集体出游的日本人。我现在认识的一位日本老人告诉我，他曾在三十年前独自一人几乎走遍了欧洲，令我惊叹之余，顿生敬意。在此次冲绳之旅中，我们一家三口人为这个由近五十名日本人组成的旅游团增添了不少“特色”，作为“外人”，我们也自然格外受到关注，一位老年妇女终于在最后一天的午饭时“不经意地”询问了我的职业。当她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和判断是正确的之后，高兴得简直了不得，于是热情地对我说：她的一位亲属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前年带着全家去了法国教书，可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法国太难适应了，日本人简直无法在那里生活等等。分手前还特地跟我说了一句：“法国那地方真是不好呆啊!”我想，她的这番话顶多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你能在我们日本工作，说明我们日本是多好、多适合外国人的地方啊!另一层是，到外国生活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你干嘛不快些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呢?我拿不准她是哪层意思。
美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R·本尼迪克特在分析日本人的“义理”时指出，日本人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耻辱意识”，属于典型的“耻感文化”而非欧美的“罪感文化”，他们视耻辱为人间最大的伤害和罪过，而对罪恶却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放任态度。有着罪感文化背景的人，一旦有了罪恶多依靠对罪恶的自省，而且通过宗教的告解手段可以减轻心理的负担，但在富有耻感文化的人们那里，往往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来实现善心与善行，只要罪行不暴露于世人，他无须为之苦恼，基督教的告解在他们看来是自找麻烦，因而耻感文化的宗教仪式往往只是祈祷幸运，而无赎罪。日本人是个典型的不知道也没有罪恶感的民族，即便有罪恶感，他们也喜欢尽快地把它忘却掉。日本人每到新年前都要举行“忘年会”，我问过一位日本朋友其宗旨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要忘记过去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调整心态，向前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总是不愿承认他们过去的罪恶，而且可以大大方方地向自己的下一代隐瞒其祖辈的罪恶行径。
以上两个文化特性结合起来，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正视其侵略战争的历史。人们常把日本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和”，这种“和”对集体(家庭、村落、藩和国家)主义的承诺(如忠诚)要远远强于对人类普遍主义(如善与恶)的承诺。在他们看来，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即使不是民族英雄，起码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死去的，至于他们实现这种国家利益的方式或手段是否正当，是否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是否是一种罪恶，都可以不予考虑，他们无法想象、理解或根本不愿考虑被其侵略和蹂躏过的那些民族、国家的情感。
每年的8月6日，在广岛都要召开声势浩大的“和平集会”，但这种集会看上去简直就是在声讨美国人的罪行。日本人不会去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挨原子弹?他们的民族特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实地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应当从广岛的悲剧中汲取什么教训?日本极右分子、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应当说“不”》一书中告诉日本人：美国人之所以将原子弹扔在日本而不是德国，就是因为日尔曼人是白种人而日本人是黄种人。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是相信这一论点的。前几年我去广岛参观核爆纪念馆时，看到一位中国同胞在留言簿上写了四个大字：罪有应得。看了这四个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