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
作者：许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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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吸收‘存在于原著的内容”’。换句话说，归化习见式翻译能把思想和概念转化为读者熟悉的东西，从而使阅读变得舒服。这种“舒服的阅读经验”不但来自流畅的语言，而且来自翻译的文本采用了被认可的主流教条和主导意识形态。对大多数的译入语的读者来说，这些教条和意识形态是很容易接受和消化的。简而言之，“归化习见”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更加巩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如森古达(Sengupta)指出：“……翻译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包括对权力关系的操弄，目的在于建构源文化(sourceculture)的‘形象’。以保持和巩固主导群体的霸权统识(hegemony)。事实上，这些‘形象’建构了‘他者’，为源文化创造了一种身份，使译人文化能够把它辨认为源文化的再现，作为对译入文化自身而言遥远和不可达的那个世界的‘真实’标本。”
因此，归化习见式翻译让读者舒适地消费“外国文化”之余，也同时化解了外国文本潜在的颠覆性。与归化习见的翻译策略相比，温努提提出了“异外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策略，作为进行翻译时的另一种选择，他说：“异外化的翻译强调要表现外国文本的不同之处，而这只有透过打乱译入语中的文化符号才能做到……例如选择翻译被本地的文学典律(canon)所排拒的外国文本，或以一种被边缘化的论述从事翻译，也就是说，尽量偏离本土的规范，以达到一种新奇意外的阅读经验。”可见，异外化的概念和与它相对的归化习见式翻译，应该从(文化)政治方面，而非仅仅从语言学方面去理解。
1980年代期间，对社会科学的措辞研究如日方中。至今措辞分析已被广泛运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类社会科学。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最先运用措辞方法去分析经济学家的著作。通过仔细检视经济学文章所用的语言和研究社会科学家如何说服读者，措辞分析方法确实能够使我们更深入了解社会科学的性质。
麦克洛斯基指出，措辞并非纯粹是“文字的游戏”。相反，正如保夫(Wayne Booth)所定义的那样，措辞是“寻找好的理据的艺术”，又或是“像古代意义上所指的说服性的论诘(persuasivediscourse)”。麦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对自身所运用的措辞手法不自觉。
通过重新引入措辞分析，麦克洛斯基尝试说服他的经济学界同事要对自身的书写技巧更加自觉，以避免使经济学掉进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陷阱。然而麦克洛斯基并不是想用“措辞”来取代“科学”，相反，他相信措辞是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他来说，“艺术一如科学般包含科学的性质，科学正像艺术一样带有艺术的元素”。然而对措辞敏锐一点又有什么好处呢?麦克洛斯基的回答是：为了写作得更好，导致更好的教学效果，更能改善经济学与外界的关系，使科学更加为人接受。
经济学家之间是怎样互相说服的呢?麦氏认为是根据经济学者社群判断为好的经济学论断。通过“科学的对话”，经济学者断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逻辑，什么是故事”。但是经济学家们又是如何作出判断的呢?
麦氏宣称经济学社群内复叠的对话为判断提供了准则，也就是说，麦氏所提出的是一个“市场的”论证。“毋需建立哲学的规律和方法论上的规则，知识的供求经济自身便能良好地运行”。换言之，麦氏指出好的科学论断是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和市场上其他的商品竞争情况没有两样。然而，正好在历史资本主义中“自由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神话，这对于“买卖科学论断”的市场大抵也适用。事实上，斯突勒(Michael Stealer)就批评麦氏的市场“比喻”只是在支持一种关于经济论述的“自由放任”式理论，在公平的外衣下巩固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地位。
但是对麦氏的批评不应被解读为措辞分析方法一无是处。事实上他的分析对理解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论证的方式甚有帮助。正如布恩(Brown)指出，视说理为措辞有两方面的优点：第一，这会使人容易将社会和政治组织，当作社群建构的产物来研究；其次，它提供了一种对理性的另类了解，包括对理据形成所隐含的利益前提的意觉和反省。
香港经济学家的翻译与措辞策略
张五常和雷鼎鸣均是在香港以鼓吹“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而著称的经济学家。雷氏在批评设立中央公积金的计划时写道“……(中央公积金)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张五常也曾指出：“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尽管他们的学术文章多是用英文写成，本文仍主要选取他们的中文文章进行研究，因为他们的英文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国际经济学科社群内的专家，但是他们的中文作品的对象则是香港(或中国内地)的一般读者，因此较为普及，对促进“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意识形态的传播亦远为重要。由于中英文的读者属于不同的群体，这些经济学家用中文和英文写作的方式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他们用中文写作的文章比他们的英文学术文章更浅白通俗，因为大多数的本地读者并非经济学专家，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行外人”。
狭义地说，大部分由香港经济学家所写的中文文章不能算作翻译。其实，一如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是看不起翻译活动的。翻译经济学文章充其量只被视为次等的学术活动，不会被认为对专业有什么贡献。尽管如是，经济学者还是经常进行翻译：他们或是翻译自己的作品，或是翻译一些他们引用的文章。一种更为普遍的做法是以本地的文字，“引用”、“间接引用”或“重写”其他经济学家以别国文字所写的概念。然而假若接纳一种较为广义的定义，也就是把翻译理解为一种扰乱、一种错位，是生产创作而不是简单再现，(根据Niranjana的研究，“翻译”在拉丁和希腊文中都解作移动、扰乱和移位；而“翻译往往是一种生产，而非仅仅是对‘原文’的反映或模仿。”)那么许多由香港经济学者用中文写成的文章，都可算作翻译。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们的一些直译的例子。张五常一篇被广泛谈论的长文《中国会走资本主义吗?》，原文是英文，译者以及两个协助润饰中文译文的人，都是张的好朋友。虽然张自己没有直接翻译，但是他对这篇在1985年被重新收集出版的“翻译文章”的文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下的讨论是根据张氏于1985年修改和编辑出版的版本进行的。
首先，张氏的中英文文章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在中文版中加了两篇序言。这两篇序言的调子(特别是第一篇)，比英文版的序言远为“大胆”。例如在解释为什么他要用中文发表这篇长文时，张氏援引诺贝尔得奖者科斯(Ronald Coase)的说法，以提高他的文章的重要性：
科斯在看完初稿后，多次和我研讨，大